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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沙尘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4月08日21:21 南方网

沙漠已逼近正镶白旗阿拉腾嘎达斯苏木小学,孩子们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本报记者方三文表面上看,保护生态环境和牧民发展经济是矛盾的,但两个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就同样解决不了。对于生态保护治理来说,最缺的并不一定是钱。明确产权,落实投资、建设的主体才是最关键的,否则,大的投资很可能就是大的浪费。

  2001年1月1日早上7点半左右,一股强劲的西北风把一批黄色的粉末吹进了北京。媒体
惊呼:北京新世纪第一天就刮起了沙尘暴!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根生指出,这是近十年来我国在一年中发生时间最早的一次沙尘暴。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已成为沙尘暴的新动向。而受风沙天气影响的地区,也由西北、华北一路向南扩展,甚至波及到长江以南省份。

  3月3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北京又一次风沙蔽日。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竖起衣领还挡不住往嘴里吹的沙子。此时,来自内蒙古的代表和委员都不禁面带歉意。

  风是从内蒙古吹来的,沙呢?尘呢?天灾还是人祸?

  沙尘暴古已有之,内蒙古的牧民称之为“黄毛风”,但它的频繁发生则是近年的事,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经过有关部门实地调查,造成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冷空气移动路径,主要有3条:从内蒙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入境的冷空气,一路越过贺兰山,经包头、呼和浩特吹向北京(西路),另一路沿巴彦淖尔盟、包头、乌兰察布盟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向东南方向移动,影响北京及周边地区(西北路)。北路冷空气则从贝加尔湖和蒙古国中部、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经浑善达克沙地南下影响北京。

  对造成2000年春北京地区9次沙尘天气的冷空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有8次是西路和西北路径,1次是北路路径。对北京影响最大的是额济纳—巴彦淖尔盟—包头—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这路冷空气。它途经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等大的沙地沙漠。

  那么,影响北京地区的沙尘是不是主要来自这些大沙漠呢?

  气象部门的一位专家说,卫星云图上灰蒙蒙一片随冷空气移动的主要是尘,因为沙重,升不了空;尘则风一吹就上了高空,能随风飘上几千公里。所以“不远万里”从内蒙来到北京的,主要都是尘。只有离北京不到20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的少量细沙能吹到北京。

  像腾格里、巴丹吉林这样的大沙漠,存在已几百上千年了,狂风年复一年地在这里肆虐,能吹走的细沙和尘土,基本上都吹走了。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尘土并非来自大沙漠腹地,而是主要来自沙漠边缘正在沙化的草地、耕地、抛荒地。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西居延海近年因为黑河断流而干涸,湖底淤泥干化后变成沙尘暴的主要沙尘源。

  而西北路冷空气经过的阴山北麓是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的农牧交错地带,正是过度开垦、放牧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植被退化、草场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正在沙化的土地提供了足够多的沙尘源,使得沙尘暴一路加强。

  本报记者沿风沙经过的路线采访时,多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一阵狂风吹过,尘土如蘑菇云般从地上升起来,直冲云霄。

  “造成沙尘暴的原因中,人为活动占了70%。”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文斌说。他说,人为活动主要包括过度放牧和草原开垦。

  目前,内蒙古全区的牲畜存栏数超过7000万个羊单位,而整个自治区草场的理论载畜量只有4000多万个羊单位,在部分地区,草场超载率超过300%。近年,因为山羊绒涨价,牧民养山羊的积极性提高,存栏数迅速增加。山羊的适应能力比绵羊强,但对草场的破坏能力则是绵羊的20倍。在毛乌素沙地边缘,经常可以看到一群鄂尔多斯细毛羊在地上啃,走近一看,地上几乎一根草都没有。问牧民,羊在吃什么,他有些茫然地说:“吃沙子,吃石头。”

  山羊吃的肯定不是石头,它可以把最后的一点草根从土里刨出来。

  不规范的垦殖是另一种大的破坏。六七十年代,数万知青开进锡林浩特大草原开荒种地,对草原植被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相当多的耕地后来成了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被迫弃耕。直到近年,这样的开垦仍在继续,1995、1996两年,因为粮食涨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又掀起了开荒热潮。如今,这片内蒙古最美丽的草原也面临着沙化的威胁。杀牛羊保北京?

  “杀牛羊,保北京”,每年北京风沙一起,这样的呼声就随之而起。

  在内蒙人听来,这样的声音多少有些刺耳。因为畜牧业是内蒙古的经济支柱之一,不仅牧民要靠多养几头牲畜发家致富,内蒙古的几大明星企业伊利、蒙牛、鄂尔多斯等也是畜牧业的下游产业。

  在内蒙采访,记者多次问地方官员,会不会压缩牲畜的数量,得到的回答惊人地相似:“杀了牛羊,牧民怎么去奔小康?”  

  据统计,2000年,内蒙古的牲畜数量不仅未减,反而增加了31%,牲畜总增加头数达2553万头。内蒙提出了“增畜增草,提质提效”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牲畜的数量还要增加!

  这是不是意味着内蒙古的草原将遭灭顶之灾?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乌云其木格说:“要继续抓好‘双增双提'战略的实施,加强草原水利基础建设,建设人工、半人工草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草场质量,实现草畜基本平衡,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牲畜超载过牧造成的草原沙化退化问题。”

  表面上看,保护生态环境和牧民发展经济是矛盾的,但两个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就同样解决不了。

  拿山东跟内蒙一比就容易明白“双增双提”的内涵。山东工农业发达大家都知道,但山东的畜牧业实力比内蒙还强就鲜为人知了。山东的牲畜存栏数超过8000万头,年产值突破600亿元;内蒙古的牲畜存栏数不足8000万头,年产值仅100多亿元。山东牛的存栏数为900万头,内蒙古400万头;山东每年牛的出栏数为900万头,内蒙古不足100万头。

  山东和内蒙的区别是,山东的牛是养在圈里喂饲料的,内蒙的牛是放在草原上吃草的。所以山东这样一个人烟稠密的省份成了一个畜牧业大省,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却因为牲畜超载过牧面临生态危机。

  能不能把内蒙古的牛羊也养在圈里呢?

  3月21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浩桡柴达木苏木,记者采访了牧民巴音察乌图。巴音一家4口,养了200多只羊,其中100多只羊关在圈里吃料。原来她们家有三四百只羊,1998年草场承包后,草不够吃,便少养了100多只。她所在的地方,是杭锦旗穿沙公路沿线的生态示范区。作为不把羊放出去吃草的补偿,他们一家一个月能得到140元的补贴,一个劳力70元。由于推行圈养、轮牧、禁牧,公路沿线的植被明显比别的地方长得好。

  锡林浩特盟正镶白旗的牧民哈斯巴腾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牧场就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草场还比不上巴音察乌图的,他也把一部分羊圈养了,但他一点补贴也拿不到,因为他所在的旗穷,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000多万,只有杭锦旗的1/10。

  圈养舍饲、人工种草已经被视为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和解决草畜矛盾的主要办法。但因为“圈养舍饲”需要不小的资金投入,而且需要一定的科学管理水平,各地推行的进度大不一样。经济实力强的旗县推行得好,经济实力差的旗县,则仍在靠天吃饭。这样会不会走入富者越富、环境越好,穷者越穷、环境越差的怪圈呢?最缺的真是钱吗?

  在内蒙采访,听到最多的说法就是:“加大投入。”

  旗县政府说,要加大对本地的投入;畜牧部门说,要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林业部门说,要加大对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投入;科研部门说,要加大对相关科研工作的投入。  

  各地区、各部门都如同干渴的沙漠等待降雨一样,等待着巨额的资金投入。如果把各地提出的资金缺口加起来,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在生态问题上,保护现有的草场比治理沙地和沙漠要重要得多,有效得多,也容易实施得多。但现在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治理而不是保护,这是因为治理(比如种树、种草和水利工程)就意味着有项目,有项目就意味着有利益。生态治理也不可避免地卷进了部门、地方利益的纷争之中。

  由政府直接实施的一些生态治理工程的低效也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地方,一讲治理就是植树造林,就是干部群众大会战,种完之后,再也没人理,树木成活率低得可怜。呼和浩特的一名干部开玩笑说,如果1949年以来种的树都活了下来的话,呼市每家人的炕头上都是树了。可现在城外的山上依旧是光秃秃的。

  牧民把这个问题看得简单得多,他们几乎从没指望政府会给他们补贴。伊克昭盟杭锦旗图克利苏木的牧民孟柯巴依尔,1998年承包了3000亩草场,现在草已长得相当茂盛。靠着卖羊绒的钱,一家人在牧场边上盖起了贴着瓷砖的漂亮房子。问她治沙有什么秘诀,她哈哈笑着说:“围起来,不放羊,草就长起来了。”

  对已经属于她的土地(至少是土地使用权),她显得很有信心,也很有方法。

  内行的官员和专家也证实,对于水土条件不是太差的地方,围封是相当有效的治理手段。一般围封一至两年,植被就可以恢复到40%以上,也就是说可以基本不起沙尘。

  围封是近年才有的事。80年代初,内蒙古就把畜群分给了牧民,但草场却一直到1998年才承包给牧户。之前的10多年间,牲畜落实了产权,牧民大量增养,草场却仍停留在大锅饭状态,大家只管放羊,没有谁关心草场的建设。

  因此,这10多年,正是内蒙古牲畜增加最多的时期,也是草场退化、沙化最为严重的时期。1998年草场承包给牧户以后,牧户普遍建起了围栏,超载过牧和沙化退化的势头才得到遏止。

  所以,有关人士提出,对于生态保护和治理来说,落实草场、林地的产权,落实投资、建设的主体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大的投资很可能就是大的浪费。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唐杰认为,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主要发挥外部效益,要由政府来提供投资。但在具体的实施中,要充分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利益的引导作用。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要种树造林?一是出于义务或者觉悟,这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发生,但种下去谁来管又是个问题;二是种树造林和他的利益有关,这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生态治理和建设看似纯公益行为,但其中也蕴藏着不少商机。比如,沙漠里就有许多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资源:光热条件、大片廉价的土地。  内蒙古著名的民营企业盘古集团在乌兰布和沙漠地磴口县境内开展100万亩沙漠种树、种草、封沙、育林、生态保护工程,几年间,原来的沙丘地已变成树木成行、牧草丛生的田园,对阻挡乌兰布和沙漠南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盘古集团治沙并不是慈善项目,他们希望把它建成一个沙漠高效农业园、速生丰产林基地、畜牧业基地,准备投资10亿元,也准备盈利10亿元。

  盘古集团副总裁,原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潘照东说,现在防沙治沙,一般都是政府组织,农户牧户实施,效果不是很好。防沙治沙,必须走产业化道路,企业化运作。即使是一些纯粹公益性的项目,也可以单个剥离出来由企业招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只有做到这一点,沙尘暴的减少才真正可以预期。本报记者方迎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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