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浙江省衢州经济开发区规划，衢州市金属材料公司（简称金属公司）的官庄货场需迁到衢龙公路以北的仓储区，开发区管委会（简称管委会）承担此项拆迁任务后，指派其另一下属单位开发建筑公司（简称开建公司）去承包完成。为明确权利、义务，管委会与开建公司签订了《拆迁承包协议》。

　　1994年5月，开建公司开始施工，其中回墙、水沟、路面、地磅坑的砌筑和从官庄拆下的钢棚架运至现场安装这几项，委派俞天晓负责。

　　1996年5月，俞天晓负责组织劳力施工的这几项工程竣工，开建公司与其结算。开建公司认为应付给俞天晓236838元，已付206469元，尚余30369元。俞天晓不接受这个结算，但也未说明理由便不告而别。

　　1998年10月，俞天晓一纸诉状把开建公司告到法院，称金属公司货场拆迁工程是开建公司以包工包料的形式转包给他这个“俞天晓施工队”施工的，双方有口头协议。工程竣工后，开建公司迟迟不支付工程余款，因此要求法院判令开建公司支付拖欠他的工程款762220.32元。

　　1999年4月13日，柯城区法院经过庭审、取证后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在本案诉争的工程中，原、被告双方既未订立内部承包合同，原告主张双方有包工包料承包口头约定，证据不足；且原告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事实承包关系。故原、被告之间的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关系依法不能成立，据此“驳回原告俞天晓起诉”。

　　俞天晓不服这一裁决，上诉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7月27日，市中院裁定：原审处理不当，撤销柯城区法院的裁定，指令区法院重审。在发出这个《民事裁定书》的同时，市中院还向区法院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函：“将有关本案的问题函告如下，供你院重审时参考”。这份函里提出4个问题，中心一点是关于认定开建公司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将整个工程“分包”给俞天晓施工，开建公司应按建行鉴定的工程造价扣除俞天晓已领取的工程款、上交的管理费等项费用后支付给俞天晓。

　　按照法律，柯城区法院是完全可以不受什么函和“供参考”的约束的。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家法院于1999年10月25日经重审作出的判决书认定，被告开建公司将其“转包”的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原告俞天晓施工队施工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工程造价应作为原、被告双方结算工程款及管理费的依据。据此判决开建公司支付原告俞天晓工程款672872元。

　　为什么该法院又作出与原判决截然相反的认定？是不是它掌握了新的事实，取得了新的证据呢？

　　惟一可见的“新”证据只是当初被区法院认为“证据不足”的那份“口头约定”———开建公司前任经理姜林奇的一句话，如今被这家法院改为“证据充分”了。

　　然则，姜林奇的证言，在本案的卷宗里共有3份。一份是原告代理人与姜的《谈话笔录》，一份是被告代理人向姜的《调查笔录》，再一份则是区法院庭审时，姜到庭作证由法院书记员作出的《开庭笔录》。在第一份笔录中，姜是说了拆迁工程由俞天晓包工包料施工这样的话。但在第二、第三份笔录中，姜林奇都一再申明：他说的俞天晓包工包料施工的是他任经理期间已经结算掉的零小工程，而不是本案的拆迁工程；他本人以及公司的其他负责人从未同俞天晓做过任何形式的包工包料施工的约定。区法院只采信第一份证言；对第二份证言以“被告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而且与第一次作证的证言不完全一致”而予以否定；而对由他们作出的第三份证言，干脆不予理睬。

　　开建公司不服，依法向衢州市中院提起上诉。不言而喻，“参考”中院的函作出的判决，市中院是不会作出与一审判不同的终审判决的。

　　这场民事纠纷官司，从法律程序说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为城市改造而组建的开发建设公司，刚做完第一个工程，不但没赚到钱还要赔进几十万。

　　开建公司不甘心，走上了申诉程序。他们心知肚明：这道程序并不好走。然而又不能不走。出乎他们的预料，法院接受了申诉，衢州市中院决定由告申庭进行复查。

　　近日，复查的法庭调查公开进行。承担此案的审判员吴超英在法庭调查中体现了重事实、尊法律的公正姿态。

　　近日，本报记者从衢州中院获悉，由于中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不能统一，此案已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定。

　　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进司法公正的今天，相信此案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本报记者高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