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场不得不经历的痛苦的磨难；好不容易有了终审结果，万里长征才走完一半路程。进入执行这一半“路程”，也许比前一半路程还要艰难，还要经历更多的磨难。

　　执行难，申请人叹息，执行法官叹息，我们的社会叹息：它消耗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也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有一句名言：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一个案子，拖了三年五载得不到执行，申请人熬白了头发，盼花了眼，虽然最终权利得到实现了，他所付出的一切又有谁来补偿？

　　笔者曾请教那些游学过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在那些法治传统悠久的国度，是否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回答是：没听说过。原因是，尊重法律，服从法律，已成了人们的一种传统，成了一种准宗教，成了一种信仰。即便人们对法官的生效判决心存疑虑，认为它是错的，也必须无条件服从。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虽然辛普森有杀人动机，有作案工具，还有一件血衣，但法官认为证据无效而判决辛普森无罪。虽然舆论都倾向于辛普森有罪，但包括受害人家属在内，公众都服从法官的判决。普通的看法是，法官的判决是判定是非曲直、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对这最后的屏障失去了信赖，社会的基础就要动摇。

　　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法律的执行竟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以至于全社会关注，党中央发文件来解决，甚至国外的媒体都来插嘴：中国的执行难，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最要紧的一句话是：人们并没有把法律当回事，通常的看法是，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也是人来执行的，法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写在纸上的法律不能更改，但人则是可以左右的。所以，经常听到有人吹牛：打官司？我不怕，我有人！这“有人”两字很有讲究，法院里有人，法院上面有人，左右法院、法官的有人！而事实往往证明，他并不是在吹牛，明明他无理，可他胜诉了。即便败诉了，他也能反败为胜，把案子搅了，让你捧着判决书迎着西北风哭去！所以，许多人称打官司是打“关系”，在诉讼过程中，不是找律师、找法律，而是找关系、找人；输了官司，不是自动履行，也是找关系、找人，千方百计逃避法律责任。

　　要解决执行难，首先要解决的是全社会的信仰问题，包括对法官的信仰问题———对法律的信仰问题，其他都是末节。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官的惟一上司就是法律。而在我们的现实中，法律显得软弱，而其他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却远比法律强硬：手中有理有法，不如背后有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法律如同橡皮泥，可圆可方，法被人所“治”，何谈“依法治国”？解决执行难，还要从源头抓起！(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