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11日，中国室内设计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海内外设计大师云集一堂。趁着这难得的群英会，记者分别采访了几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大陆设计师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外设计师费用差距过大的不满，而香港设计师也同样对内地某些评审团的水平给予嘲讽。不过大家在反对奢华，提倡简约这点上，还是产生了共鸣。

　　某位国内知名设计师，在谈到自己设计某地的“形象工程”时指出，一个设计师要身兼数种不同的风格，来适应甲方的需求。在方振华看来，数种风格糅合，其后果可能就是没有风格。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设计师在国内的设计市场会比方先生活得滋润。

　　方振华：内地评审团只重效果图

　　方振华是本次论坛上最抢眼的一个人物。这名香港设计师快人快语，一口流利的英语，却连一句简单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方振华笑称，由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因而敢于指出内地设计师所讳言的一些弊端。他对国内的投标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评审团只懂看效果图，而忽视了建筑的功能。国内的设计师不得不迎合评审团的趣味，设计十分被动，要创造出杰作简直是奇迹。而且，方先生觉得和某些评审团成员打交道，简直就和大学教授向中学生讲授数学理论一样困难。相比国内，方振华感到，国外成熟的市场，评标的标准侧重于设计经验和设计理念。

　　崔恺：国内设计师太不值钱了

　　崔恺是中国最年轻的建筑大师，本报记者颇费周折才得到了崔大师的眷顾。

　　崔恺对中外设计师的费用比例失调很不服气：现在有些业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会设计，中国人根本不行，他们不了解国内设计师的水平。“一个由中外设计师合作完成的项目，甲方由于崇洋心理，付给外国设计师800万元，而做了更多工作的中国设计师却要瓜分剩下的二三百万元，这是不公平的。”

　　至今，崔恺在上海还没有自己的作品，他把这归究为“上海藏龙卧虎”，但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崔恺做过一个比较，上海消费者和北京消费者不同，同样一个楼盘，北京人可能看3遍就解决问题了，而上海人会看几十遍。在这样成熟的市场里，设计师必须十分谨慎，但上海的设计费用又很低。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上海的设计师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因为费用太低；同时消费者又在自己房子上花很多的精力去挑剔。

　　共同的呼声：反对奢华

　　在委瑞内拉人安东尼奥的眼中，中国老百姓的室内装修中，装潢性太强，太多繁琐的设计，这带来的却是品味和格调的低下。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客户这边，他们往往是为了显露富贵；而对于装修公司，他们想通过豪华的装修来提高材料和工艺的费用。

　　方振华也不遗余力地向上海的普通老百姓推荐简约的家居，“装修要尽可能地简约，简约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他甚至建议一些人不要在卧室里放电视机，因为那会影响平静的生活。他自己的寓所里，除了天花板是暖色外，都是单一的白色，“这就代表了我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又何必奢侈呢？”方振华说：“人类的行为就是这样：当你处于匮乏中时，你会有占有的欲望，而在发达国家，人们却在反思，追求简朴的生活。”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做“减法”将是必然的趋势。

　　崔恺认为，在我们发展中国家，简约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试验品，资源的紧缺要求我们采用简约主义的设计。“但如何把简约主义与中国地域文化结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国设计师的内心冲突：全球一体化的设计理念（简约主义即为一例）同设计多样化和地域化的矛盾。

　　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这次参加论坛的外国专家都表现出了对人性的关怀。芬兰的著名家具设计师威赫海默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讲“椅子的功能”，他的目的很明确：让自己的产品更加符合人的需要。芬兰几代的设计师们为了让椅子更符合人体工程学，不知让多少模特以多少种姿势坐、趴、靠在椅子上，不断摸索。有的中国设计师觉得这样的设计方式不切实际，他们不可能每进行一次改动就和生产厂家联系，但芬兰人有自己的办法：厂校结合，设计师的试验品直接能成为工厂的产品。

　　中国人感到不切实际的不止于此，世界一流的办公室设计师康斯汀先生在讲完“共享办公室”的理念后，与会的中国人提出了一大堆疑惑：要是员工在家里消极怠工怎么办？员工放在办公室的私人物品如何处理？也许康斯汀压根就没想过这些问题，这似乎已经超越了设计理念，反映出两种文化间的反差。在深夜的酒会上，记者请教一脸疲惫的康斯汀，上海有一些因工业结构调整而空置的仓库，是否能把它们改造成办公室？康斯汀觉得不能一概而论，美国的仓库改造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关键要看原来的仓库是否有充足的电力设施，否则，还是改建成民居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