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50多年来，日本政界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共仇华、俗称“台湾帮”的亲台势力，他们与“美蒋集团”和李登辉之流的“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竭力阻止中日关系正常化，妄图破坏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张进山在《当代亚太》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与台湾的对日院外活动》的论文，对日本国内的“台独”炮制者进行了彻底的剖析和揭露。

　　张进山说，随着重返政坛的战前官僚及政客对台湾对日工作的卷入，日本政界的亲台反华分子便逐步聚拢和日趋活跃。但其真正形成一股势力并能左右日本对内对外政策，则始于50年代后期岸信介入主首相官邸。直至70年代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他们才正式建立起帮派组织。

　　70～80年代，鉴于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虽也有个别台湾帮分子不时跳出来美化和歪曲侵略历史，为当年的军国主义鸣冤叫屈，但总的来说嚣张程度似有所减弱，给人以销声匿迹、偃旗息鼓的表象。然而进入90年代，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台湾帮开始重新集结，且气焰更加嚣张，活动空前猖獗。

　　岸信介———台湾帮的开山鼻祖

　　1957年2月，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问鼎首相宝座，成立岸信介内阁后，台湾帮首先在执政的自民党中形成气候。

　　岸信介从学生时代起就热衷于“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战时，曾被日本政府的商工省派到我东北地区的伪满政府任职3年。其间，因与关东军建立起密切的人际关系深得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代表人物的赏识而奉调回日，升任东条内阁的商工省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从其狱中日记和晚年时期对他的专访也不难看出，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始终都“不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

　　岸信介一上台，就极力推行随美亲蒋、敌视中国的政策。上任仅半个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台湾成立合作委员会；上任后3个半月，他就急不可耐地造访台湾，并与台湾签署“共同声明”；1958年5月2日，在岸信介政府的纵容下日本极右翼分子制造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同年10月9日，岸信介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叫嚣：“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始终尊重台湾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线”。

　　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与美国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安保条约》加进所谓的“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的立场)，并不顾包括相当多政界人士在内的广大日本人民的反对，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承认该条约的决议，于6月19日在举国一片愤怒的抗议声中悍然宣布新《日美安保条约》生效。

　　这一时期，岸信介勾结美蒋、敌视中国的丑恶行径已可谓登峰造极，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反美斗争亦是声势浩大，如火如荼。鉴于此，本想访日支持岸信介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取消其出访计划，岸信介也终于于6月23日被迫宣布辞职，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佐藤荣作成“台湾帮巨魁”

　　张进山认为，“如果说岸信介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其胞弟佐藤荣作则堪称台湾帮巨魁。”在亲美反共方面，两者思想意识和政策路线一脉相承；而在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方面，后者则更甚于前者。台湾帮也因此更加甚嚣尘上。

　　佐藤自1964年11月上台至1972年7月下野期间，在台湾问题上他一直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一方面从经济上扶持台湾，上台伊始便于1965年4月同蒋介石集团签署协定，为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一方面公开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通过1967年9月7日的访台，加紧同蒋介石勾结，叫嚷“在日美安全体制(适用)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北京政府同国府(台湾)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日本显然想趁火打劫。在对华问题上，佐藤政府极力阻挠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和发展贸易关系。

　　在政治外交上，佐藤政府则亦步亦趋地推行随美政策。佐藤于1865年1月和1969年11月两次访美时均与美国一唱一和，散布中国有“侵略倾向”，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表示要坚持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正规外交关系”。佐藤反对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至其盟主美国因形势所迫于1971年派基辛格两次访问北京，安排旨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访华，他仍执迷不悟，坚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结果，却被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搞了“越顶外交”。陷入孤立境地的佐藤荣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已于1972年6月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