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总是左肩一个大包，右肩一个大包，一个是女孩子不可缺少的挎包，装着零零碎碎的“宝贝”物件；一个里面装着DV摄像机————对她来说，同样不可缺少。

　　4月22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东方时空《纪事》栏目推出了纪录片《寻找尘封的记忆》，这部片子记录了日本民间人士松冈环探询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艰难历程。舒曼是这部片子的制片人、导演和拍摄者，为了这30分钟，她跟拍了三年。

　　舒曼着一身松松垮垮的黑衣，1米60左右的个头、长发凌乱、圆脸、说话风风火火————这么详细地描写她是因为她不愿意被拍照，而显然这么一个形象和我们想象中的坚强女人差距甚远。当然，舒曼以前的形象也叫人想不到————在上海和去日本后，她都在电台主持过很风花雪月的节目，谈文艺，谈人生，在上海的节目名字叫“温馨时刻”。据说，她的声音很甜，很性感。“因为南京，一切都改变了。”她笑眯眯地说。

　　记：你一直在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吗？

　　舒：不是，其实我以前不是特别关心历史———可能女性大部分都这样，何况又是大屠杀这种很血腥的历史。说实话，我以前连战争片、侦探片都不看。曾经有一个日本朋友送我一本大屠杀的画册，我当时不要，觉得看了又恐怖又生气，结果最后我又专门求人家把书给我，因为我做这片子，需要资料。

　　记：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

　　舒：因为我后来认为，大屠杀不仅是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个现实问题，我觉得在日本和中国，年轻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差距这么大，不仅会影响到现实，而且还会影响到未来。

　　我刚到日本去的时候也经常参加留学生和日本朋友的联欢活动，比如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大家气氛挺好的，有说有笑的，但包完饺子聊天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经常就话不投机，大家恨不得拿着擀面杖就打起来。我就亲眼见过韩国人和日本人差点动起手来，还是中国人过去做调解。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交流大多数都停留在表面上，当然，这些问题也可以不触及。但谁都知道，心里有这么一个东西积压着。说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出于偶然，我去日本参观的第一个旅游点就去了靖国神社，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这个种子。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日本老兵，看到他们穿着旧军服，戴着旧军帽，还背着刺刀，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原来电影上那些是真的，《地道战》啊什么的，以前多少是当电影看的，这次看到活的了。

　　记：这个情景很刺激你是吗？

　　舒：其实最刺激的是书店，那是对理性的刺激，书店里到处都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有些还很畅销。有一套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漫画书，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国在东京审判中捏造的谎言，这套漫画书在日本非常热销，总销量已突破了100万套。

　　而且最可怕的是，当你看完这些书，你会觉得他们说的跟真的一样，他们论述的逻辑性似乎很强，写得有条有理，好像不可辩驳，虽然你知道他们的大前提是建立在谎言上的。而且，你和日本人接触，发现他们大部分是站在那个立场上的，你很难说服他。

　　记：好像在拍松冈环之前，你已经开始拍日本的这些和平人士了，为什么会想到去拍他们？

　　舒：我碰到的这一批日本人给我震撼非常大，他们真是像沙漠里的金子，那么稀有的贵金属的感觉。他们做这些事情比我受的压力还大，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里的另类，是特别有正义感、有良心而且能够付诸行动的一批人。我就很有一种了解他们的愿望，想看看他们做些什么。

　　记：那为什么在这批人中间又选择了松冈环呢？

　　舒：因为她是个女的，她也很漂亮———做这件事情的还是男的多。松冈环年轻的时候像栗原小卷，所以我看到她就有很多遐想，我想她这么漂亮的人在日本做什么做不好，却去做这个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这种反差让我感兴趣。

　　而且，她是真正能够在日本社会活动、教育下一代、承上启下的人，我认为她非常重要。

　　记：你从一开始就和松冈环处得很好吗？

　　舒：没有，她开始拒绝我拍，我就跟她谈了好多次，我说你和我都是个人，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我们也都为自己负责，而且我是小机器，决不会干涉你的行动。她后来也了解了一下我这个人，然后才同意了。

　　记：在你做这件事之后，松冈环的每一次活动你都跟着吗？

　　舒：没有，但这两三年中重要的会议、活动、调查，我基本都参加了。

　　记：她到中国走街串巷调查你都跟着吗？

　　舒：对，特别是在南京，我最长的一天拍了十几个小时。

　　记：就是你们两个单薄女子？

　　舒：还有翻译。不过在大阪的时候确实就我们俩，有时挺吓人的。比如，松冈环形成了一个习惯，走路时，走着走着忽然就回头看，看有没人跟踪，最后我也形成这习惯了，也往后看。后来我们两人一起在街上走时我就不敢拍她，因为摄影机太引人注目。

　　记：拍摄过程中碰到过什么大的困难吗？

　　舒：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重要的东西不能拍，比如说松冈环在学校里上课的镜头，校方就不让拍，可能是害怕学生的家长会提意见。因为日本一般家长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另外，有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如双方对峙的时候，他们(和平人士)就不让我出去，怕出事，但我有时候就不管他们，跑出去了。

　　我去拍的时候还被日本警察拦过几次，他说我是在“挑衅”右翼，我说我们在大街上都有自由，他有做的自由，我有拍的自由。但警察不这么想，因为有些右翼有暴力倾向。如果右翼打了我，那他们不就多了件事吗？相对于右翼来说，警察知道我们是和平的，所以他们就尽量压住我们。

　　记：真有打起来的时候吗？

　　舒：有，但是很少。每次集会前，包括松冈环这样的和平人士都事先反复叮嘱，一定要克制，尽量减少冲突，然后组织纠察队，戴着袖章，保护自己。有时候一看他们，就觉得气氛挺紧张的。我最害怕的倒不是他们打我，最怕他们砸我机器。

　　记：你后来和松冈环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了吗？

　　舒：没有，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也不像朋友，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至少我觉得在灵性某处和她有种深深的理解和感应。

　　记：你们之间有没有文化差异？

　　舒：有一点，但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都比较国际化了，而且这个队伍里还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韩国人……有时候我拍完他们就挺满足的，你想，虽然日本的整个态度是很恶劣的，但是我感觉在最黑暗的地方都有人性的光芒在闪烁，都有“温馨时刻”(笑)。

　　记：松冈环有没有出书？

　　舒：没有，但是她写过大量论文。但我觉得松冈环最可贵的就是这点，她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一直在做零零碎碎、可能也比较耗费时间的基础工作。

　　记：松冈环后来看这个片子之后是怎么说的？

　　舒：有中国人能理解她，并且真实地记录一位日本女性追踪历史真相的活动，她觉得挺感动的。而且她看片子的时候把自己对象化了，她已经不觉得是自己了，而是一个追踪历史真相的日本女性。

　　记：为什么不继续在媒体工作呢？

　　舒：我原来曾经在一些媒体工作，下决心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不再去任何媒体了，也很少和其他人接触。首先因为这些人会拒绝一个媒体身份的拍摄者，另外，因为我要老跟着去拍，哪个老板也不要这种老请假的人，所以我至今为止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记：那你的生活标准是不是会降低很多？

　　舒：反正比我在国内的生活标准还要低。比如说，我3年在日本没有买过一件衣服，连一双鞋都没有买过，那边一双鞋就是一万多日元，没有拍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价钱很正常，拍片之后我就计算，这一万多可以买多少磁带，做多少事情，所以很容易就做了选择。所以我回来他们总觉得我穿着很老土，说你这哪像从日本回来的呀。

　　记：你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舒：是怎么样继续做下去。有资金问题，也有传播问题，特别是在日本的传播问题。但有时我也觉得不得不做。因为太不容易拍了。我和这些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信赖关系。尽管如此，他们还不太乐意我拍……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做，就把大家的机会也失掉了。我希望有人能帮我，因为可拍的东西可做的素材还有很多很多，这样我还能告诉大家更多的故事。

　　记：那你的学业怎么继续？

　　舒：这个问题我都不想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是我正儿八经留完了学，整天想着文凭学历，可能也就没这片子了，有些东西不抢下来就永远不会再有了。

　　松冈环

　　松冈环是一位日本小学女教师，1987年暑假，她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市民和平团体发起的“中国南京之旅”活动。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这位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女教师感到极度的震惊：多年来，自己在日本传统教育下学到的所谓历史，竟没有对这一大惨案做任何详细的介绍。

　　本来，松冈环在日本国内时对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不感兴趣。但在南京的参观，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她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出于一个教师教书育人的良心和责任心，松冈环首先想到，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的学生，告诉所有的日本人。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史料搜集工作，并每年带领日本市民赴南京追悼大屠杀遇难者。他们还四处收集幸存者的证言，邀请受害者去日本作证。

　　春假和寒暑假，松冈环去中国南京作调查，平常的假日，她就到日本各地向当年的老兵了解情况。

　　从1997年起，松冈环和市民调查小组的调查计划更加深入，为此，松冈环去南京去得更频繁了。这次的计划是要继续寻找100位当年的中国受害者和100位当年的日本老兵，然后把双方的证言对照起来证明大屠杀的真相。

　　但调查中最难收集的就是性暴力受害者的直接证言。虽然南京有几万名妇女在大屠杀期间遭到日军强暴，但因为怕被人耻笑，幸存者中，能站出来诉说自己亲身遭遇的还是寥寥无几。松冈环不断地扩大着调查范围和深度，1999年暑假，她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南京浦口的张秀英老太太。

　　遭受过日本兵强暴的事，始终是张老太太的一段隐痛，直到老伴去世她也没说过一句。为了把真相告诉日本国民，她终于下决心来到了日本，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松冈环同时也主持过多次听证会、追悼会，支持过东史郎诉讼，她在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上，特别是在日军性暴力罪行的实证调查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也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眼中钉，右翼分子曾用高音喇叭公开在大街上诬蔑她是“卖国贼”、“中国的爪牙”、“中了共产主义的毒”。夜深人静时，她还会收到骚扰电话和恐吓电话。本报记者杨瑞春 本版编辑甄茜 版式总监周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