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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9日，大恶魔张君在重庆落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随之，全国媒体从不同侧面对张君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鞭挞。那么，张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狂魔？直接与狂魔日夜相处的重庆市看守所的民警又是如何与其较量的呢？4月16日，记者对看守所刘所长进行了专访。
局长立下军令状：确保看押万无一失
张君被抓之后，立即引起了重庆市市委和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贺国强亲临现场，对参战民警表示祝贺，并对审讯、看押张君作了重要指示。
重庆市看守所有着光荣的历史。1998年被公安部评为“严格执法，文明管理”先进单位，1999年被重庆市评为“人民满意单位”，2000年被公安部评为“一级看守所”。近三年内，该所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让这样的单位来承担看押张君的重任，市公安局领导是放心的。市公安局局长陈邦国当即向市委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看押张君万无一失。
重庆市看守所关押的均为重刑犯。张君入所后，成了重中之重的犯罪嫌疑人。当晚，市公安局文强副局长就明确指示：一要严密安全措施，确保绝对安全；二要严格管理，保证案侦、起诉、审判、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顺利进行；三要强化教育改造，迫使其彻底缴械投降，认罪服法。监管总队和看守所的领导立即对此进行认真研究，详细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看押方案，并明确由总队长负责，分管副总队长具体抓落实，抽调得力骨干组成专门看押小组，并高标准地提出：在监管期间不但要确保张君不出跑、不行凶、不自伤自残，毫发不损，而且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严格的管理教育，迫使其彻底低头认罪，主动接受办案机关的调查取证，顺利进入公审。之后，文强副局长多次到看守所检查督促监管措施落实情况，使监管张君的工作自始至终在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进行。
严密监控，分分秒秒不疏忽
众所周知，张君恶大恶极，犯有抢劫、杀人、贩枪等一系列滔天罪行。刚入所时，其嚣张、狂妄、暴戾、狡诈的言行暴露无遗。他说自己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自己穷，受人欺负，读不起书，没有饭吃。他把责任一骨碌推向社会，把自己粉饰得冠冕堂皇。其反社会思想极其顽固，对监管抵触、对立。要使这样一个狂徒的思想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谈何容易。但是，再坚固的堡垒也必须攻克。在这方面，看守所领导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
首先是确保张君安全。看守所针对张君的特点，根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处置方案，然后针对方案逐个演练，使监管干部对每套方案都心中有数。
凡是张君出、入监舍，必须有所领导亲自到现场指挥、控制。监管值班民警每个班都必须填写详细的监管记录，记录簿指定专人负责保管。总队领导、所领导和监管民警每周都召开一次“专案工作会”，对张君的思想变化进行认真剖析，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上午出现的问题，决不下午解决；当天出现的问题，决不拖到第二天。
看守所对张君的一日生活制度控制得滴水不漏，极其严格。什么时候说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都有严格规定，只准他老老实实，遵章守纪，不准他乱说乱动，为所欲为。一切言行皆在严密的控制之中，什么时段谁负责监管等都是通过精心研究和准备的，哪怕分分秒秒都没有疏忽。因此，张君不无感叹地说：“我在被抓时，想自杀都没有机会；进了监狱，你们仍然没有给我丝毫机会。”200多个日日夜夜，监管民警都是在高度警惕，一丝不苟地控制着张君，哪怕是星期天，他们也没舒坦地休息过。所长每天都是早晨起身，忙到熄灯，每天至少要去“关照”张君五六次。
“ 这儿的在押人员都一样，没有特殊可讲”
任何在押人员进入监舍之后，都必须熟记和严格遵守监规、在押人员行为规范等，张君也不例外。刚进去时，张君抵触情绪非常大，让他背诵监规他不理；让他按规定称呼监管民警，他不干。他仍然以孤傲、蔑视的态度对待监管和看待一切事物。他说自己都快死了，记这些没有意思。其实他是把自己当成特殊在押人员，想享受特殊待遇。
“你被关押到我们这儿，就是我们看押的对象，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里的规矩。”监管民警正告张君，“这儿的在押人员都是一样的，没有特殊可讲。你一直认为自己是能人、很聪明，那么，别的在押人员做得到，你为何做不到呢？难道你愿意接受违规处罚吗？”同时还正告他，这个看守所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任何幻想都是没用的，只有积极配合民警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庄严的国徽和正义的法律之下，张君无奈，不得不将有关规定背下来，并且对监管民警也有了礼节礼貌。
每次张君被办案单位提讯之前，监管民警都要及时对其进行教育训导，使其正确对待和积极配合讲清案情。回到舍房，又要对照监规，对他的表现进行逐一讲评。对表现不好的地方，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次，湖南办案组来渝提讯他时，他对办案民警很不尊重，说了一些挑衅性的话。当晚，所领导就亲自找他谈话，不仅深挖了他的思想根源，而且严肃批评了他的言行，使他真正感受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压力和罪有应得的可悲下场。
“重庆民警讲仁义、人道”
1983年，张君因打架斗殴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因此，他对公安机关怀恨在心。小时候，他家贫寒，他归咎于社会。他好逸恶劳、凶狠残暴，对现实社会强烈不满。在张君心目中，世上坏人多于好人，刚被抓时他对管理不配合，不服管。针对张君这种思想，所里加强对他进行法制教育，要求他学习法律知识，指出其罪行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他的思想观念。看守所依法、文明对其进行管理。在监管中，民警从不打骂，语言规范，从不说伤其自尊和侮辱人格的话，一切均依法办事。看守所还定期为他检查身体，保证一定的身体状况，以适应提讯和庭审的需要；多发病季节，让他服用预防药，使他在押200多天没生一次病；定期为他理发、洗澡。张君经常半夜惊醒，每到这时，民警或者与他长时间进行思想交锋，或者教他如何进入睡眠状态的方法。张君对此非常感动：“重庆民警讲人道、仁义，当初倘若遇到你们，我不一定会去走这条不归之路。”
人都是父母所生，对父母都有感情。“6·１9”被张君打死的司机家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下岗的妻子和未曾懂事的儿子，他们一家唯一的希望都被张君破灭了。值班民警抓住这些典型例子，经常对张君进行人性教育。指出他杀的人当中，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失去了独生儿女，有的家庭倒塌了“顶梁柱”，从此使这些家庭被悲痛的阴影所笼罩，你想过吗？如果有人向你的家人开枪，或者说杀害你最爱的母亲，你是什么心情？通过这些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和启发，把张君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掉下眼泪。最后，他不得不说自己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滥杀无辜，完全是自己的偏见、仇恨和极端自私的罪恶的爆发。他多次说：“我的罪可以抢毙120次，你们还把我这样当人看，我真的很感谢！”
正义斗倒恶魔，张君锐气大减
从1991年杀第一个人开始，作案22次，时间长达10年之久，28人死于他的枪口之下。其作案时间跨度长，涉案地多，其团伙成员在重庆、常德两地分别审理，调查取证任务极其艰巨。在此期间，要促使张君正视罪恶，面对现实，尤其是不能胡思乱想，看守所做了大量工作。
张君长年在外流荡，养成了好动的野性，在监舍根本呆不住，但脚镣、手铐又限制了他的自由。张君的思想负担极重，随时变幻莫测，很难精力集中，常常走神，谈出与主题毫无相干的话来，充分说明了一个凶手心态的复杂和内心的惶恐。为了占领他的时间和思维空间，民警长时间地对他谈话教育，强制他读法律书，用正义、法律和道德对他的偏见和谬论予以驳斥，使他的狂妄一天天被溶解，锐气一天天被挫掉。
悲哀至极，儿子不认父亲
湖南办案组到重庆后，根据案侦需要，同意张君的再三请求，让他与湖南的两个儿子通了一次电话。张君叫他们要听话，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通话后，张君显得极其悲伤，他说两个儿子居然没有一个叫他一声“爸爸”。民警教育他说：你作为父亲，给他们带去了幸福和平安吗？你干那么多坏事，他们在社会上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怎么可能亲近你。张君觉得民警说得有理，不得不哀叹地承认：“我不配作他们的父亲哟”。
这一系列事实证明，在与恶魔张君的斗争中，重庆公安民警不仅在刑侦上大获全胜，而且在监管中也非常成功。老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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