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9日，《检察日报》刊发了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的讲话，标题极为煽情：“一想到给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终身!”

　　我是怀着将信将疑的审视眼光读完这篇所谓“言词恳切”的忏悔书的。但是反复咀嚼之后，我也未能看出它到底“恳切”在何处，“悔意”又有几许。联想到近年来一个又一个贪官在法庭上、在囚室中表达出来的所谓的“痛心疾首”的忏悔，不难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老套路，即“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我们不妨用“三段论”来概括一下，看看肖作新到底是如何做秀的。

　　一是“出身论”。出身苦是时下一些领导干部犯罪后必然要插在自己头上的一根颇为好看和醒目的标签。肖作新当然也不例外，一开场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相依为命。我是吃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有了这段铺垫，肖作新接着便历数了党对他的关怀，“28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行署教育局副局长，38岁时当上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以仅失5票的高票当选市长”。

　　肖作新之所以要讲自己出身于贫苦家庭，我猜测他的潜台词是：他的根还是正的，苗还是红的，由一个贫苦孩子成为堂堂市长，是凭自己的能力杀出来的一条官路，多不容易呀!按照演戏的技巧，此所谓“先声夺人”。肖作新很是想以这一招讨得人们的一些怜悯和同情的。在他看来，“出身苦”就像一件破烂的补丁衣服，这个时候披出来可以转移一下人们的视线，说不定还真有人同情他这个出身农民的苦孩子，而忘掉他大贪官的身份哩。

　　二是“功劳论”。身为一市之长，说肖作新没干事，可能有点冤枉。功劳和苦劳，在法庭上他都端出来了。他说：“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为自己表白还不够，肖作新还见缝插针地为一同出席法庭受审的老婆周继美也表白了一番：“她为人热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两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务。正是因为她忙于家务，才使得我能够超脱于家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说这话时，想必肖作新是动了些感情的。但稍微琢磨一下，这话说得又有些混账。作为市长夫人，在家里干些煮饭、炒菜、洗衣之类的家务，是家庭主妇的平常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对一千多万阜阳人民的奉献和牺牲了呢?

　　三是“赎罪论”。检察机关查获的肖作新、周继美夫妇的财产达1900余万元之巨，肖作新、周继美一审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二人不服判决，分别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则以对周继美量刑畸轻为由提出了抗诉。2001年3月27日，安徽省高院二审开庭，正是在这个悬之又悬的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肖作新终于在二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最后我要强烈表达的是，我期盼着神圣法律的公正判决，若能得到从宽处理，我将倍加感谢和珍惜，认真改造，重新做人。我和周继美共同生活了31年，如果能对她从宽处理，我相信她一定会从这个惨痛的教训当中，认真总结出人生最珍贵、最有意义的东西。”

　　一个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直到站在法庭的被告人席上，生死悬于一线之时才知道法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何其悲也!人们不明白的是，在罪行败露之前，肖作新为何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给党抹了黑?为什么非要等到身陷囹圄之后才想到法律是“神圣”的?犯了罪，背了时，才想到乞求阜阳人民原谅和宽恕，为什么原来在大肆敛财时不问问阜阳人民答应不答应?如果他的罪行并未被发现，仍旧当着阜阳市长，他还会说出这番“一想到给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终身”的漂亮话吗?

　　真正要忏悔的话，为何始终没有正视并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过，对自己犯罪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和后果几句空话套话就一飘而过?甚至将自己犯罪的原因归结于“阜阳有个风气，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都不会空手去，送钱物是常事。我如果不收他们的钱物，亲戚朋友就不乐意，说我当官了，六亲不认了。同事们也说我太清高了，对他们不信任，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政治化了”。这样看来，肖作新倒是挺可怜的，因为他认为不收钱物就是不顺应民心，就是不团结同志，就是违逆阜阳的风俗，所以只好忍痛收下，这个阜阳市长真的不好当呀。不仅如此，肖作新还不忘拉老婆一把，在谈到周继美犯罪的原因时，他说：“我对她关心太少了，没有尽到教育之责。她的问题是特定社会背景下酿的人生苦酒，是社会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

　　现在不难得出结论，一个将自己及老婆的贪贿犯罪归咎于“社会悲剧”的人，其所谓的“忏悔”到底又有多少的诚意?这样的教材，又怎么能够对他人起到教育、警示、震慑作用?周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