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楼鳞次栉比、路桥千折百回的上海街头行走，动不动就会发现一个革命纪念碑什么的，告诉你曾在那儿发生的革命往事。

　　上海的革命遗迹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中央机关差不多都在这里办公，许多党的领导也寓居上海，领导革命。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党曾在上海召开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许多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决议。

　　如今，变化实在太大了。选一个晚上，眺望金碧辉煌的浦东，回望万家灯火的外滩，再想想这儿曾经发生的一切，心中会顿时涌起对革命先辈的怀念之情。也正是在先辈革命精神的激励下，上海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大”召开 改写历史

　　记者首先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但见游人如织，热闹非凡。馆长倪兴祥说，这里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在倪馆长的帮助下，记者翻阅了不少宝贵资料。

　　这里以前是望志路106号，今天则是兴业路76号。召开“一大”的房子是一幢石库门楼房，为上海代表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建于1920年秋。

　　李书城，生于1881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汉阳总司令部参谋长。1916年，出任北京摄政内阁陆军总长。当时，法租界来骚扰“一大”时，也慑于李书城的权威而没有进一步追究。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企图暗杀李书城，但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下，李书城顺利脱险。随后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后担任许多重要职务。

　　李书城的寓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里弄住宅式建筑，该房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李书城夫妇的卧室在楼上，楼下是客堂。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的客堂举行。

　　倪馆长告诉记者，由于“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参加人员后来又有不同的人生结局，所以寻找“一大”的会址，很费了一些工夫。

　　1950年夏末，市长陈毅提议，寻找“一大”会址，以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寻访小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当时仍留在上海的“一大”参加者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惠，又从其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写过一本回忆录，记载了“一大”的情况。工作人员就根据这一资料，得知“一大”会址是“贝德路李汉俊家 ”。最后，终于在今兴业路76号找到了会址。寻找过程中，还发现了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和陈独秀故居（“一大”召开后，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

　　1952年，根据当时召开“一大”的情形恢复了旧址，但这只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客堂，中间摆一张桌子。如今的纪念馆则大不一样，除了会场，还有陈列馆，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倪馆长说，这得益于1998年对纪念馆的扩建。

　　为了接待更多的观众参观，为广大党团员提供过组织生活的场所，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98年在会址西侧进行了扩建，全体市民积极响应。市委拿出了历年来结余的党费1500万元，市总工会拿出了基层工会费400万元，团市委也从结余团费中拿出100万元。广大市民，尤其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也积极捐款，其中到纪念馆直接捐款的就有45629人次。最后，捐款总额达2000多万元，占到工程总投资的2／3。

　　新工程保留了会址的风格，但建筑面积大了很多。分两层：一层为观众提供服务，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展出了许多珍贵文物和资料，如李大钊用过的打字机、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特别吸引观众的是“一大”会址的蜡像场景，场景里13名“一大”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形象栩栩如生，设计者匠心独运：毛泽东拿着一份资料站起来宣读，东道主李汉俊则在给代表们添茶……看着这些，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1921年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夏天。“二大”旧址将建纪念馆从“一大”会址纪念馆出来，记者就去寻找“二大”旧址。说起“二大”，不得不提起每个人都熟悉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就是从“二大 ”开始有的。“二大”作出了许多重要决议，如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

　　按有关资料，中共“二大”是在“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召开的。记者坐着出租车顺成都路门牌号寻找，最后找到一片绿地时，所有门碑都“消失 ”了。出租车开过去，在绿地边上找到了几幢房子，都是统一石库门格式，其中一间的外墙有“二大”旧址纪念碑。

　　据史料记载，“二大”之前，中央还没决定会议地点是广州还是上海。经过认真考察，当年5月才决定，再次在上海召开。自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和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遭到法租界搜查后，辅德里625号李达住处就成为中共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那里一排一排的石库门房子全是统一格式，闪身而入，不易辨出是哪家，比较安全。

　　但这里只是召开了“二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安全，大会吸取了“一大”的教训，尽量少开全体会议，而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且多安排在党员家中进行。全体会议则每次都换一个地方，今天已无从查访了。 这个地方确实难找，据有关史料，当年毛泽东就是因为没找到地方，才错过这次大会的。他曾经对斯诺回忆说：当时我被派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锡的运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要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施工人员忙着拆房子，莫非“二大”旧址要拆迁？施工人员说：“不会的，‘二大’的房子要好好保留，现在拆掉的是其他居民的旧房，这里要建成一片大的城市绿地。”

　　记者找到了静安区党史办，工作人员说旧址那一片原来住了很多人，今年就开始全部拆迁，“二大”旧址也要建一个纪念馆。“四大”旧址也在考虑恢复

　　与“二大”的相比，“四大”旧址就更难找了。因为会址原来的房子在战争中被炸掉了，政府只在那个地方竖了一块碑。记者按地址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这块碑。最后，还是虹口区党史办副主任李蕙芬带着，在巷子中东绕西转，才在一排居民房中间找到这块碑。碑立于1987年，现在看上去有些陈旧。

　　李蕙芬说，当年寻找“四大”旧址也很困难，因为房子毁于战争，什么都没了。后来，党史办找到了惟一健在的“四大”工作人员郑超麟老人。他当年在会议期间做记录，而且做向导，把代表带进会场，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个到会的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她还穿着刚结婚买的一件羊毛衫”。只可惜郑老已于1998年去世了。

　　这个地方叫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当年位于吴淞铁路线边。当时，这一带都是三层石库门建筑的房子。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组织以个人名义租下了一栋小楼，作为党的“四大”会址。为了安全需要，党组织对小楼进行了重新布置，将其装饰得像个补习学校一样。一楼是客堂，二楼房间朝东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屋里整齐地放着数张书桌椅，三楼是宿舍。当时，国民党和上海教育界正在普遍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将会场布置成学校的样子，有利于隐蔽。

　　1925年1月11日，“四大”召开了。每位代表都带着英文课本，为的是一旦意外，就收起文件，以上课作掩护。在一楼客堂的楼梯口下，还有一根麻绳连着二楼的一个小铜铃，如果出现险情，放哨的工作人员就拉绳报警。

　　李蕙芬说，“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所以现在市里和虹口区都在考虑恢复旧址，但现在这里全是居民住宅，拆迁任务大，具体怎么安排，还没有定下来。

　　上海的革命旧址还有很多，比如宝山路，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无数共产党人在这里血流成河。但先辈的血没有白流，先辈的精神没有泯灭，相反，如一颗启明星，从这里升空，指引中国人民不断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