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制度安排，一直是法学界在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时关注的热点。4月1日“法意”专栏上发表了乔新生先生的《司法独立的脆弱性》一文，我感到学术界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确实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但是，对于该文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乔先生从美国大选末期的大法官投票看出了，即使是号称严格奉行司法独立的美国，也还是脱不了政党政治影响司法裁断的公信力的问题。作者进一步通过国际法庭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同样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而作出裁决的例证，说明了理论上严格的司法独立，实际上仍然具有无法摆脱的脆弱性。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实现较多的正义，但不能保证在任何时候实现完全的正义。”

　　但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提出的“完全的正义”的要求，是不是一个在法理上乃至在哲学上有意义的命题。如果看过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关于“正义”这一命题的讨论，相信对于他反反复复辨析“何谓正义”的追问记忆犹新。今天看来，有没有一个关于“何谓正义”的完美回答尚待哲学家们继续研究，我们又如何敢于让司法充当起“完全的正义”的保护神呢？从这个角度而言，恰恰所谓的“完全的正义”不是司法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当然也就与有没有实现司法独立毫无关系了。这不是与作者得出的结论正相符合？作者又是凭什么

　　来质疑司法独立的作用呢？

　　作者其实是把司法独立的制度和人们关于“法官的神圣地位”的神话混为一谈了。在设立司法独立制度的初期，人们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对于法官的神话：法官是正义的化身，其中立和神圣的地位保障了他实现正义的可能与必然。不过，人们的想像毕竟仅仅是想像，法律实践早已经证明了，任何人，包括法官，对于法律的判断是无法超越他们自己的认知条件和时代背景的。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西方许多法学家早已指出，法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不过是具备了较高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常人，他在作出一项决定时的心理状况、生理状况，甚至不愉快的个人经历，都会影响他的判决。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与其归因于“司法独立的脆弱性”，还不如老实承认，这不过是人性的脆弱性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罢了。

　　即使有了司法独立，有了舆论监督，有了司法过程的公开化，也还是难以保证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会影响司法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反之，恰恰是上述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一定会对一国的司法体制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就不是所谓的“完全的正义”能否得以实现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使一些基本的社会正义都要蒙受巨大的伤害。

　　而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制度，也决不是从它的字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司法独立包含的是从法官的产生、选拔，到履行职责和相互制约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如果说，司法独立的原则的产生，是人们对于“权力”的本质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思考的结果，那么，不同的国家在实践这一原则的过程中，也会形成不同的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作者所担心的在我国能否有效地避免赋予“法官更多的、不受制约的专横权力”的问题，就恰恰不是要不要实行司法独立的前提，而是有没有决心秉承法治的原则，依据本国的国情坚决实践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的问题。纵观世界诸国，大凡公认的法治社会，断没有可以抽离“司法独立”的基石而得以真正保障舆论监督和司法过程公开化有效运作的先例，更无法假设在缺乏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下可以“确保法官的内心良知与公正”。我国的司法改革，当然不能再流于“奢谈”或陷入诸种循环论证的怪圈，而是要将每一项改革举措，包括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和司法过程公开化，认真地付诸实践。

　　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要么是人们对于司法的社会功能责之过甚，要么就轻易地将之贬低和抛弃。司法改革的过程，一定意义上也是同这一习惯作斗争的过程；不论是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还是推动舆论监督和司法过程公开化的实践，都不得不同这一习惯思维进行抗争。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是不是也有责任向社会大众说明，哪些目标是我们的司法体制目前做不到但是将来一定要做到的，哪些是现在就要做到的，而还有哪些是任何司法制度永远也无法做到的，比如对于所谓“完全的正义”的实现和对于人性之脆弱性的彻底克服。(王钢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