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协主席。

　　周光召是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因他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两弹元勋功勋奖章”。他还在多年的时间里兼任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与理事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等多项重要职务。

　　1993年，意大利政府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他“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他还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香港大学等6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称号。他是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 一生最重大的转折

　　我1929年出生，22岁那年入了党。

　　我这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30多岁后，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做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到搞国防科学实验研究，这当中党对我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50年代初，我在北大物理系当讲师，曾三次被推荐去苏联留学，但因有海外关系都没批准。我并没有因此闹情绪，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

　　1957年，我被选派去苏联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它坐落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森林环抱的幽雅小镇——杜布纳。一到那里我就和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一起从事高能物理的研究。当时我还任中国专家组的负责人之一。在杜布纳的4年里，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3篇论文。回国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那4年我的工作和研究能力得到很大锻炼。

　　1960年，正当我潜心于原子核物理的研究时，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同志带队去苏联。他在那里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苏联撤走了所有在中国的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造成重大困难。他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防科技发展起来。我立刻有一个反应，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直到今天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很深，当时对我的震动真是难以言说。

　　我所从事的高能物理的基础研究与国防科技属于不同专业。怎样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为国分忧？我马上召开了支部会，大家认为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国服务。尽管这要放弃我们的专业，但我们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以党支部的名义，给党组织写信，表明决心，也得到大使馆的支持。1960年底，我们提前半年结束了在苏联的研究计划，坐上了东归的火车，回到祖国时已是第二年元月了。

　　回国后头两个月，我继续在北大教书、带研究生。二机部给北大发商调函，调我去研究所。

　　北大培养一个年轻教师很不容易，希望留下我。我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有论文要写。为了我的调动，彭真同志专门找了北大，商定每周我在北大和二机部各上三天班，人事关系留在北大。彭真同志还亲自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机部工作的重要性，要我努力把国防工作做好。 一件印象极深的事

　　当时毛主席讲，原子弹、氢弹我们一定要有。我参与研制工作后，深深感到它的重要。国家要站起来，比自己搞科研重要得多。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

　　1962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在研制原子弹的紧张过程中，我的哮喘病发作，被送进疗养院一个月左右。记得那是快到冬天了，一天，忽然有两个解放军参谋来看我，还带来一篮水果，说是聂帅送给我的。以前，我跟聂帅没有直接接触过，没想到我生病他这么关心。我很感动，再也躺不住了，第二天就回到大漠中的基地。

　　后来聂帅每次见到我，都会询问我的病情。他具体负责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参与研制工作的各方人马有10万之众，他竟能记住一个科研人员的病。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当时我就想，我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回报党的关怀。

　　一个我佩服的党员

　　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

　　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当时的负责人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想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两弹一星”能成功，除了靠技术，还靠精神力量，靠来自每一级领导的求实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才使得中国用最少的钱、最少的时间，在远比其他国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试制。

　　这一件件、一桩桩难忘的事，都铭刻在我心中，我从内心深深地热爱党。(本报记者倪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