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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沙林 5年前，广西象州一个很偏僻的乡村，发生“逼农致富”事件，乡县领导与农民冲突，本报记者蔡平采访了向报社申述的农民覃财欢。记者走后，覃财欢即被抓，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直至劳教3年。劳教期满之时，也是他被平反之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有关部门进行国家赔偿。快一年了，赔偿还没落实分文，这位象州马坪乡的农民到处奔走，有些官员像避“瘟神”一样避着他。他成了柳州地区人人皆知的“公众人物”。
他胜诉，但是一次无法实现的“胜诉”
五一前，记者直奔柳州，见到覃财欢。他刚刚为他的事走州上府，无功而返。
“我先找自治区高院，接待处说：不归他们管，属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到了中级人民法院，找到立案庭，立案庭说应该找赔偿委员会。一个姓李的说，属于高院管。自治区劳教局，比我们还高一级，我们哪管得了，属于高院。我又去了高院，那个接待的女的说：我讲了不是我们管就不是我们管，属于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管。你去找行政庭。我到了那个行政庭，接待的人说，我们没设赔偿委员会，应该找中级人民法院。我又找到中院那个姓李的，他让我找监审庭。监审庭又叫我找行政庭。行政庭说不是我们管，让我去找高院。又回到了高法那个女的那里，她说让我下个礼拜二来。我去了，有个专门接待赔偿案的人说，行政赔偿满两个月可以起诉。这属于柳州管辖，你回柳州起诉。
“那天我非常生气，我直接去找自治区劳教局，他们说收到了我的赔偿申请，已经转到了自治区公安厅。我到了公安厅，门卫安排我到法制处。一个姓杨的接待，说等领导回来再汇报，让我在家等材料。他说是下面搞错了，挂着他们的牌子，打着他们的旗号。他让我最好回柳州去。我跟他说柳州公安局我找了几次，公安局法制科说：我们是被委托单位，应该由自治区劳教局管……”
覃财欢基本上每一两个月都有一次这样的奔波。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样频繁找政府？”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可是两次被劳教，第一次是几个月，第二次是3年满了。我要求两次赔偿30万。里面包括精神和名誉损失。”
这与有关方面答应赔偿的相去甚远。“去年10月21日，高院下文让柳州中院责成象州人民检察院承担刑事赔偿，自治区劳教委员会承担行政赔偿。去年12月25日，检察院答复，一天赔偿3元，一共106天(抓起来的那天到劳教开始那天)……”
覃财欢看起来很瘦小，但身体硬朗，两眼炯炯有神。他一直不能释怀当年被劳教，显得余怒未消：
“他们真是乱来，派出所就能让人劳教，有人想去打架，还没动手，就被劳教了，两年三年。有人对领导不满意，骂了两句，就被劳教。
“去年8月31日，我被平反，去自治区劳教委员会问他们为什么判我劳教，秘书处的人说：‘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材料，我们怎么能了解那么多呢？……你们报假材料，我们批了，你们搞错你们赔。’”
覃财欢以布衣身份几年来在政府各部门奔走，对有关他的各种细节了解得相当透彻。而各位官员也对他很了解，由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产生了亲切感，相互关系往往很幽默。他成了柳州地区的知名人士。
“自治区高级法院去年10月，专门就我的事下了一个文给柳州行政赔偿委员会，指出对我逮捕属于违法行为……这个文件我看不到，柳州中法的一些领导同情我，暗中给复印出来。
“我去年平反后，总是去那里。他们也想早点把我的事解决了，但他们怕，过去处理过我的案子的那个领导升官了，谁不怕？”
第一次被劳教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柳州地区象州县是广西产稻大县，但粮食虽多，政府和百姓手中并没有多少钱。于是从1994年开始，象州县政府决定改变这种状况，有的乡动用行政手段让老百姓改种油菜和果木。拖拉机强行把稻田犁了，逼迫老百姓出钱到他们指定的地点买种子。到了1995年、1996年，又认识到甘蔗更有经济价值，于是县里的干部每人要付500元(据说以下岗相要挟)农民每人出30元买甘蔗苗，有的村子没钱就拉水牛，抢电视。这时，油菜、水豆等经济作物已经长得很高，全被拖拉机犁平。责任田成了一纸空文，干部威胁说，不种甘蔗就把地没收，一分钱损失不给，5年不变。有的地方，农民的地种了甘蔗，口粮无着，得用钱买，而甘蔗卖了拿到的是白条。
农民到处上访，甚至惊动了自治区和国务院，派来调查组。上访人当中的主心骨就是覃财欢。他是老高中生，熟悉法律条文，人很聪明，博闻强记，同时性情倔强。农民的事儿也召来全国各地的许多记者，覃财欢成了主要被采访人。
本报记者蔡平是1996年3月到象州的，她在现场亲眼看到农民的惨况。当记者在屋里采访县领导时，成百上千的农民无声地蜷缩在外面的大雨中等待她们。
在政府和群众激烈对峙时，是覃财欢带着记者去见当时县委主要领导的，给领导“添乱”。县上领导都在种蔗现场，在那里，乡里雇的人在干警保护下种甘蔗，农民冲上前去把甘蔗苗拔出来扔在田埂上。记者来了，领导们不得不换一副面孔应付。他们边走边谈，覃财欢在旁边仔细听着，请记者吃饭时他也欣然入座，他认为县领导哪点回答得与事实不符，马上就直冲冲地打断：
“他讲什么，我在旁边揭露什么。他说没有强行摊派，我说摊派了，干部每人要拿500元，农民每人拿30元，说是买果苗，果苗又拿不到，钱不知到哪里去了；他说给群众赔偿了，我说没有，没给群众赔偿；他说没用水田种甘蔗，我说不是，水田也被毁了；他说人均收入几千块钱，我说几千块？那为什么……县主要领导气死了。”
记者走的第二天，马坪派出所就来抓覃财欢，被群众紧紧围住。派出所只得做罢。
但干警们并没有放弃，覃财欢回忆道：“记者们走后，拖拉机把油菜和水稻全翻了。油菜的种子都是他们20块钱一公斤卖给农民的，自己到别处买来的种子还不算数。不种油菜罚400元钱。现在长出来了又被他们全都犁到地里，农民特别伤心。”
农民和乡县双方仍在僵持着，领导来了平息不了。甘蔗苗放在那里已经霉烂了，只能再次强行种植，老百姓把受雇的马坪中学学生种下去的甘蔗苗又拔出来扔在田埂上。冲突起来后，村民们去请覃财欢，“让我去壮胆”(覃财欢自己也说，他被农民推到了军师的位置上)干警们盯的就是他。地区和县上的干部暗中对他指指点点，覃财欢也感到自己要出事。
“再次抓捕是用了计谋。”覃财欢的柳州话虽然令人难懂，但还是让记者听到了许多生动细节：“第二天村干部把我请到村委里，说是领导要跟我谈谈。我们到了村委的屋里，一看没有领导，两个干警突然扑出来把我拖到几十米外的车上，送我进公安局。决定对我进行两年劳教，罪名是合伙作案。”
覃财欢说他进了牢里一看，满屋子的人，许多是先他被抓进去的农民。他进去后“没怎么挨打”，因为牢头是前某建设银行的行长，“他很同情我”。
覃财欢被抓后，问题仍没有解决，群众让县委领导答复问题，县里的领导就是不开口……
不久，记者的报道刊登出来，社会舆论哗起，各新闻单位纷至沓来。这时覃财欢身陷牢房，各新闻单位找不到他，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牢里采访几次，都说没有这个人。1996年7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2套播出此次强迫农民种甘蔗事件。
当地政府跟农民对峙，又得防着舆论界，终于顶不住压力，把覃财欢放了出来。这个不安分的农民被判两年劳教只住3个月就走出牢房。有人说记者让老覃蹲监狱，又救他出了监牢。
“告状专家强过违法专家”
记者发现，覃财欢是一个不服输、不服软、穷追不舍、得理不饶人的人。这给他招来祸患，也使广西象州这个小地方在全国出了名。
覃财欢被放出后，继续“生事”，他和乡亲们去过国务院和农业部，两地的信访办挺同情他们的，说中央调查组已经下去了，你们赶快回去。他们又赶回广西想见到中央调查组。
覃财欢说他看到内部传真电报，批评了广西三个地方毁了农田种果种树……其中有柳州。
趁着全国关注，覃财欢和乡亲们继续找乡党委“要粮食吃”，乡党委烦透了，某领导斩钉截铁地说：“死在街上民政埋，死在山上蚂蚁埋。”
没有办法，继续上访。地区上访办见到覃财欢等人就说：“你又来了，简直成了告状专家。”(他们每月来一次)覃财欢回道：“告状专家强过违法专家。”“你就吃四两米饭，管那么多干吗？”……
覃财欢真是“上访专业户”，为此也吃尽苦头，他一直铭刻于心的是曾被县领导打骂过，他说“某书记边打边骂‘×你妈都好的，你有什么权力找我！我犯错误用你去反映吗？上级自然处理我。’找乡领导时也被打骂过‘×你妈你！是你叫覃财欢，全县最坏是你，到处去闹事，全县农民给你搞穷了。’”
干群对峙一直没解决，1997年元月6日，象州8个村，126位农民代表拥到柳州地委的院子里，地区领导出来会见，从下午2点谈到第二天5点。全广西都惊动了，自治区领导很关注，来了几次电话询问。第二天，自治区派代表下来，又让象州县派6名干部过来参与。三级干部与农民谈的结果是不用再交公粮了。
覃财欢是这一百多名农民中的主心骨，他觉得这也是不小的胜利，因为农民的地都拿去种甘蔗了，有些甚至不顾承包合同，强行征用，再让农民交公粮，太不合理。
事情似乎没有平息，1997年4月，8个村中的一个，木闷村被干警包围了。
事情还是源自甘蔗，去年不让种，强行种下去了，现在成熟了，群众又不让收。说是没有赔偿他们土地被剥夺的损失。当年动员群众种甘蔗，群众不愿种，乡长等干部只好亲自承包，现在群众要口粮，要损失，不让干部收甘蔗。甘蔗眼看烂在地里，副乡长等三个承包人急了，就请了几十名干警强行收获。但老百姓人更多，双方发生冲突。
乡干部没办法，就状告木闷村的村民。很快法院就下了裁定，对三个承包种甘蔗的人做财产诉讼保全。
“收到法院裁定书后，木闷村村民有些害怕了，当天晚上10点钟找到我。他们对政策理解不清楚，土地法也不清楚。我对木闷村的人说，你们是土地承包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你们是合法的，他们于是就胆壮了。我连夜给他们写了一个民事反诉状。”覃财欢这几年到处搜集法律法规，强记于心。农民有事就找他。
“真快，第二天就强制执行。群众想不通，认为元月份，8个村的代表到地区要求解决没有结果，而现在却第二天就强制执行了。
覃财欢本来不想到现场，但老百姓苦苦请他去。他是当天中午12点赶到木闷村的。群众悄悄告诉他，县上领导发话了，只要他出面说一句话，就要把他的脚打断。看他还上访不上访。
覃财欢还是蛮知趣，在现场没说一句话，但他毕竟露面了。事情发生第二天，干警们突然到他家搜家，说他妨碍公务。他于是又和一群农民到地区反映情况，说他们多次告状没人理，而干部们一告就强制执行。
这次告状成了覃财欢再次倒霉的开始。
“我们十多人不敢回家，因为上访的人都要抓。我们马上去自治区，那儿接待的说已经下文责成柳州解决。我们让他把这个说法写下，那人在窗口里说没笔没纸，我们出去买纸笔回来，他还是不写。没有办法只得回柳州。当我们在柳州车站下车时，群众专门在那等我们，说他们在火车站和汽车站等了我们两天，公安到处抓我们呢，让我们不要到熟人那住，我们在柳州落脚之处的人都被抓了进去。梁××被抓了进去关了两天，杨××被铐在一抱粗的大树上，逼他带干警找我们。
“我们到处逃，1997年5月底到了北京，6月2日去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安排我们去农业部，3号我们到农业部，4号国务院和农业部专门为这事开会。5号就要派代表下来。也要我们赶紧回去。
“我们在北京时，干警几次到我家，爬墙进到院子里，每个角落都查了，连柜子门都打开看。我的所有亲戚家都去查了。我回来后没地方落脚就只好跑到武宣……”
他一直拒绝在劳教决定上签字，但这次被强迫劳教了3年
覃财欢成了象州公安局抓捕的要犯，他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都被搜过，最终他还是在武宣落入“法网”。覃财欢对记者说，他有一个伙伴，老弟被抓，公安局说抓到覃财欢后就放他老弟回去，他于是被迫给公安局带路。
“公安干警、局长、派出所所长，全部穿便服，车停到几里以外，化装来到我藏的那个小村子，在一家农户把我按在地上。某局长从小腿肚子上掏出藏着的手枪，把我铐了起来，还加了一个拇指扣。
“一上车，公安局长就向县里汇报抓到了我。从武宣到象州三四十公里路，三次汇报所在方位。
“到了公安局，就宣布以妨碍公务罪逮捕我，让我签字。
“第二天，公安局长在他办公室里亲自审判我。我跟他辩解，没有一点妨碍公务。难道就是因为1997年4月22日这一天，我为老乡写了一份反诉书？”
整个采访中，覃财欢总是想不通，因而火气特别大，“我就是想不通，仅仅因为土地承包合同被撕毁去上访，仅仅因为土地被占还要交公粮去找领导，仅仅因为为不熟悉法的农民写了反诉状……就要被劳教两次？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共和国给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就这样践踏。”
当然说什么也没用，他被关了3个月(1997年8月5日———11月18日)那天晚上10点，几个干警把他带出去，宣布对他不起诉，让他在释放证上签字。他问，为什么不起诉，他们说证据不足。
“我签了字后，他们并不给我释放证。突然十几个干警围了上来，马上宣布以煽动闹事为由，对我劳教3年。我挣扎着说，凭哪条劳教我？《刑事诉讼法》143条说：对不起诉的人如果在押应当立即释放……”
在牢里，覃财欢申请复议，有关方面维持地区劳教局和中级法院的判决。于是他再次起诉，地区中级法院将要开庭，群众涌到法庭外面，“有80岁的老公公，也有抱小孩的妇女。坚持要看到我”。鉴于这种情况，法院只得一个月后重新开庭，结果维持劳教局的决定。覃财欢又上诉到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
覃财欢对法律程序非常熟悉，但对这个“阻碍整个地区富起来的要犯”，再熟悉法律也没用。高院对他的上诉还没答复时，即上诉期还没满，有关方面就要送他到农场劳教。他见到干警和干部就喊：“就是死刑犯上诉期不满都不能枪毙，哪怕他不上诉。你们这样对我合法吗？”
他被送到劳教农场。他一直拒绝在劳教决定上签字，打骂没有封住他的嘴，他到处跟人讲为什么不签，一是上诉期没满，二是他没这个罪……
“枉坐了3年牢，才赔这么点钱，是不是笑话？”
覃财欢在看守所呆了一年两个月，在农场呆了一年半。
他说在里面就是感到饿，“饿牢”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有人还到区里活动，要人把他往死里整。
“1999年5月16日，我记得清楚，砍甘蔗，我第一个完成任务──我40天有十多天是第一个完成任务，但工分给我最低的(工分多了可以减刑)。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后，去交任务，干警叫我进去，我按规矩在干警面前蹲在地上，两个人上来就踢我，没头没脑地打，我火了，冲出去找工具跟他们拼命。这时牢头也上来打我，拿了一件工具就戳我。
这是个不服命，不服输的人。劳教期间，覃财欢不停地写申诉材料，给高院，给中法，给自治区人大……广西高院的批复终于下来了，在政府和弱民对峙中他们秉公裁决──撤消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和劳教委员会的劳教判决。
但覃财欢的劳教期也满了，这一天是2000年4月11日。他在牢里呆够了3年。
他到柳州中级人民法院去拿高院的判决。中院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在牢里就想好了：“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赔偿损失。”
记者发现，这5年来的一切有关他的日期，他都烂熟于心，随口报来：“5月8日，柳州中院叫办理赔偿申请；10月21日，高院下文让柳州中院责成象州人民检察院承担刑事赔偿，自治区劳教委员会承担行政赔偿；去年12月25日，检察院答复共赔偿106天──由抓到他的那天到宣布不起诉的那天，每天3元。
“枉坐了3年牢，才赔这么点钱，是不是笑话？我向地区检察院申请复议，要按实际损失赔偿。我被抓后，为建磨面房借的钱在银行被冻结，买的建工业电线的材料，现在堆在那成了一堆废铁，造成损失有几万元。还有名誉损失，我要求他们公开赔礼道歉。可他们回答，刑事赔偿没有精神损失什么的，只有天数。”
覃财欢当堂争辩起来：“《检务公开》规定：在审理起诉阶段，造成被告人财产损失的应该赔偿。《国家赔偿法》第11条讲，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失可以提出数项赔偿请求……最高法院去年6月发布了关于精神和名誉损失的规定……”
这个农民对法律的熟悉，使那些吃法律饭的国家工作人员大为吃惊。他们只能回答说，上面没有通知他们，而自治区劳教委员会还没有答复。
广西高院：我们知道这位农民是一个受冤枉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教育。在4月的温暖阳光中，记者和覃财欢在柳州和象州的地面上奔走。记者特别想知道，一个农民喊出最低的生存要求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在覃财欢的家乡象州县，要见一个领导很难。在20分钟就能横穿县城的小城里，我们找各位领导找了一整天。县委和县政府分别在县城的两端。走到挺壮观的县委大楼里，被告之县委书记和副书记都去自治区开会了。
覃财欢提议去找李县长，他带记者去县长家。问路，街边的人说，这条街哪座房子最大最漂亮就是他家。他一家住着4层小楼，外面贴着彩色的马赛克。
到了李县长家，门没锁，但怎么敲也没人答应。我们只能去县府等他。好不容易等到下午两点半上班的时候，我们上了办公楼，办公室一个女士听说我们是为覃财欢的事而来，满脸疑惑，思索半天说，李县长不在，下午不来了，到外面开会去了……”这时，楼道里走来一个中年男人，女士跟他对视了一下，欲言又止。覃财欢突然满脸胀红，大喊起来：“他就是李县长……”
女士有些尴尬，支支吾吾。我们再看时，李县长已经不见了。我们执意要见，女士称去请示，一会回来，说县长很忙，没有时间，马上要走。
正在僵持时，出来一位年轻人，把我们接到一间办公室。他是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建诗。他要过记者证，查看了半天。他看看坐在一旁的覃财欢：“这个覃财欢已是大名鼎鼎，谁人不知……我们县种了很多的甘蔗，已有两万多亩。我们现在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甘蔗。从我接触到的群众来说，绝大多数都愿意种甘蔗，因为种甘蔗收入高。种甘蔗的群众起楼的也多。马坪、石龙两乡种植得最多。过去是催老百姓种，现在老百姓是自发的种。他们现在也种蔬菜水果……”
覃财欢抢白道：“我并不是反对种甘蔗，而是反对用水田种，还打白条……”
副主任不直接与覃财欢交锋：“我们过去使用了些行政手段。可以理解。过去也曾拿水田种植，方法有些偏激……”
我和覃财欢始终没见到一个官，又去找当初把他抓捕归案、又押送劳教的县公安局。
覃财欢坦然地走在象州的大街上。他现在不用躲藏了，各级官员反倒有些怕他，听说他来了，能躲就躲。并不是他们感到有愧了，而是因为覃财欢是个坚忍执着的“依法算账”者，他能说会道、脑子清楚、熟悉法律、不怕见官，“这哪像个农民”？
县公安局办公室的人很惊讶覃财欢带记者跑这来，请示了一下回来说：知情的人都下去了，现任的领导都不知道当年的事了。
我刚才还看见一屋子领导在开会，他们显然很强烈地不愿意见覃财欢和记者，记者只好抓住能抓住的人问当初为什么要抓这么一个普通农民？
公安局办公室里，一姓覃的同志说：“这里面有经验教训，应该引导，不能压制。其实当时许多农民已经愿意种甘蔗了，毕竟比种粮食挣钱多，主要是运输、打白条等情况，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老百姓把干部和干警围了起来，发生了暴力抗法事件。三个民警受重伤，一查，跟覃财欢有关。于是以煽动闹事为由劳教……”
覃财欢又脸胀红地争辩起来。他毕竟为一个公民最起码的权益付出了3年痛苦代价，并且为赔偿问题交涉了一年却多分文未得。
这个普通农民引起了全国许多人的关注和同情，广西高院像许多部门和人一样，“凭着良心，做了应该做的”。
广西高院行政审判庭覃庭长对记者说：“当时我们接到覃财欢的申诉材料，知道这位正在劳教的农民是一个受冤枉的人。立足于帮助弱者，才能当好法官，才能公正执法。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农民，当然后者是弱者了。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弱者。”
干部普遍在私下对这位农民表示同情，县党校一位干部说：“确实，全县所有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很难销售出去，甘蔗成了一大收入。但目的和理由，不能代替程序和公民权益。一个权力部门如何对待弱者，体现了国家形象，也体现了法律是否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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