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援祖国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大山深处的希望，深圳团市委从1998年开始组织“青年志愿接力扶贫支教”活动，选拔优秀青年赴贵州山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图为去年10月27日，我市参加第三批扶贫计划的5名青年志愿者在机场向亲友们告别。 本报记者施平摄

　　党中央发出打一场扶贫攻坚战的号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初步发展起来的深圳人民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努力帮助贫困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并已取得明显的成效。

　　新世纪的西部之行

　　初夏时节。西南重镇贵阳市群山葱翠，山花烂漫。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刚过，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于幼军就率领深圳市赴西部学习考察团于5月16日启程首站抵达这里。

　　当天下午，学习考察团和贵州省领导共同签署了“深圳———贵州扶贫助学基金协议书”、“深圳———贵州经济合作协议书”和一批合作协议。两地领导的双手一次次紧紧相握，真情融融的贵阳饭店会议室一次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从这天开始，学习考察团兵分两路，分赴贵州、陕西、甘肃、新疆，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提议，分别向贵州、甘肃、新疆各捐赠1亿元，建立助学基金，资助当地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就读的学生；并向黔南州、毕节、和延安地区共捐赠1750万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还拿出资金1550万元，资助当地发展一批经济项目。

　　对于此次西部之行，张高丽动情地说：“深圳是全国的深圳，没有全国的支持，就没有深圳今天的繁荣。这次，我们从市财政拿出3亿多元为西部和老区的贫困学生建立助学基金，是深圳430万人民对全国人民的一点回报。”

　　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分别与4个省区的领导举行了亲切座谈，广泛交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探讨合作领域和前景。大家一致认为，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作出了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深圳和西部地区互有优势，合作领域和前景十分广阔，大家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龙头，以企业为主体，创新合作方式，扩大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把深圳与西部地区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带着深圳人民的深情厚意，代表团成员日夜兼程，翻山越岭深入乡村、农户、学校、企业学习考察，亲切问候了当地干部群众和深圳赴黔支教志愿者，传达了深圳人民扶助贫困地区、支援西部开发的诚挚情怀，情真意切，场面感人。

　　在延安，考察团一行参观了中国四大革命旧址的枣园、杨家岭等地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心潮澎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努力进取，开拓创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去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96.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3元。延安的变化，让大家惊叹不已，深深为延安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大家表示，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是深圳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深圳有责任、有义务按照邓小平同志“走共同富裕道路”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下转A4版）

　　西部呼唤与深圳情怀

　　在贵州，考察团马不停蹄奔走在黔南州和毕节地区的祟山峻岭之间。当他们一行来到大山深处的小妥倮村，当地群众吹起芦笙，跳起欢快的舞蹈，排着长长的欢迎队伍迎接深圳客人的到来。背着孩子的村民蔡庭黄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住于幼军的手声音哽咽地说：“深圳……亲人哪！”

　　越过重重大山，于幼军一行深入毕节地区织金县官寨苗中族乡中学，亲切看望了在当地支教的19名深圳青年志愿者。于幼军详细询问了青年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青年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辛勤工作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他握着青年们的手深情地说：“你们用实际行动架起了深圳人民和山区人民的友情桥梁，将特区对欠发达地区关心和支持的深情厚意带给了山村，我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山区的教育事业，为对口帮扶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热情洋溢地说：“深圳与西部地区心连心、手拉手，亲如一家，这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帮助欠发达地区的高度政治责任感。”

　　当地传媒这样评价：此次深圳代表团的西部之行，拉开了深圳在新的世纪对口帮扶工作和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新篇章。

　　大局意识

　　5月17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让人惊叹的消息：10年来，深圳对西部扶贫投资共40亿元，义务为中西部地区的14个省、市、自治区培训各类管理干部8600余名，到目前为止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简称“经合基金”）为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共68个县市建立346个“造血型”经济项目，累计投入基金8亿元。

　　近几年来，从革命老区的陕北延安到偏僻山区的贵州黔南，从世界屋脊的西藏林芝到三峡库区的巫山巴东，从四川阿坝到粤北地区，无处不闪现着深圳人扶贫帮困的情怀。在深圳市委、市政府1995年开始举办的“特区与老区、山区心连心“和1997年开展的”深黔携手，扶贫帮困“活动中，广大市民、企业和社团扶贫帮困献爱心的热情十分高涨。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中小学生、机关干部、企业员工，还有公安、武警战士都纷纷解囊相助，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及其夫人，把一个月的工资3000多元全部捐献出来。1995年春节前，当深圳市沙头角镇退休女工陈观玉在电视上看到河北省张北县山村小女孩张素珍因家贫失学的新闻时，她彻夜难眠。等不及天色放亮，陈观玉就挑灯疾书，一清早就赶到邮局寄出了一封信和1000元钱给小素珍，期望她早日重返学校。原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局长贺方军身患肝癌，仍一心想着贵州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病危期间又打电话让家人替自己捐上1000元，在他弥留之际，又让小女儿把自己全部5000元存款捐给贵州山区人民。市地质局一位特困户，自爱人去世后，一直生活贫困，也捐出了100元。深圳自来水公司员工朱蓉赴贫困地区支教，她读幼儿园的女儿的同学知道后，大家凑了1330元给她寄去，朱蓉将这笔钱为11位学生交了一学期学费。有一位家庭妇女，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市政府，请市政府有关部门代收捐赠给贵州人民，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深圳人何以能如此慷慨把爱洒向全国各地？

　　———这源于深圳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学习走共同富裕的思想，并以此教育干部群众自觉认识和把握。

　　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视察深圳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特区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通过特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它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功效。”

　　学习中，深圳市领导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始终存在有不平衡性，要想同步发展、同时富裕，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和富裕起来，而通过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通过地区间经济技术的扩散与合作，先富带后富，实现从不平衡到逐渐比较比衡发展的转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有条件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和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如果贫困地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那就必然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影响全国的协调发展和安定团结。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这源于深圳人民群众对“两个大局”论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深圳人民不会忘记，特区建立以来，全国许多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纷纷来特区建立“窗口”企业和办事机构，目前，驻深企业已近9000家。全国人民的支援，还表现在人力的支持上。1979年，深圳（原宝安县）仅有32万人口，目前，这座新兴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有400万之多。在深圳人的心目中，深圳在“第一个大局”中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先走一步，发展起来了，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深圳的今天。深圳发展起来了，有责任、有义务支持全国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作出了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深圳干部群众更是发自内心，坚决拥护，自觉实践。

　　多年来，深圳在完成中央和省交给的对口扶持贵州、西藏、三峡库区和粤东、粤北山区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在延安、井冈山、瑞金等革命老区和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口扶持工作，特别是1996年国务院明确深圳与大连、青岛、宁波三市共同扶持贵州省后，深圳进一步加大了对贵州省黔南州、毕节地区的对口扶持力度。1997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帮扶贫困地区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扶贫帮困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6个区、3个工委、3个资产经营公司与黔南州、毕节两地11个贫困县对口帮扶。据统计，历年来，深圳人民捐赠现金达7.2亿元，对口扶持了13个省的66个县（市），其中仅向贵州就捐赠1.6亿元，衣被192.2万件。帮助贵州建设希望小学就达170所，建卫生院53个，新修乡村公路120公里，并修建了一批安居工程。此外，深圳还主动尽力支持全国其他革命老区、山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仅向湖南桑植县捐赠就达596.5万元，用建希望小学18所；向湖北红安县建希望小学的捐赠达600多万元。

　　近日，记者就为什么要扶贫帮困问题采访了几位市民。一位年轻的公司员工说，“深圳才400多万人口，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考虑，只有中国13亿人民都富起来了，中华民族才算真正的复兴。”这一朴素的语言透视出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深圳深入民心，蔚然成风。

　　掘井与造血

　　深圳人民不会忘记，特区建立以来，全国对深圳的无私支援。今天，深圳人同样没有忘记全国各地贫困地区和灾区，在抗洪救灾和支援贫苦地区的活动中，他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性，奏响了一曲扶贫帮困的辉煌乐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主要方式是公益型扶贫帮困，进入90年代，伴随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推进，深圳市委、市政府认识到，通过“输血”的方式救济式扶贫，可以解决一时困难，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6月视察深圳时也谈到，“坚持发展经济特区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这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极为重要”。

　　要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说，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生产要素按比较利益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而有序地流动，形成地区之间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纽带，才能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有效地带动和帮助后发展地区。

　　深圳人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了自己的扶贫思路：单纯送钱送物的捐助是“送水”，只能救一时之困，源断则水枯，而将资金投放到项目上是“掘井”，有了源头活水自然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深圳，在扶贫帮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演绎”出了独有的深圳特色的扶贫帮困之路。

　　早在199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借鉴世界银行等组织的经验，每年从可支配财力中拿出2％的资金，建立了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以低息贷款方式借给贫困地区，帮助发展“造血型”的经济项目。

　　十年来，深圳市的经合基金像一架永不知疲倦的“输血机”，为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68个县市建立了346个“造血型”项目，累计投入基金8亿元。把有限的财力化作有力的杠杆，按市场经济规律，促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在全国扶贫工作中首创了一种有效模式。

　　贵州罗甸县信邦药业有限公司是家生产银杏系列药的专业厂，由于没有资金引入银杏浸膏生产线，守着丰富的银杏资源却难以发展起来。深圳市经合基金考察后，及时投入200万元，结束企业望“膏”兴叹的日子。三年过后，企业发生飞跃，产值、税金、利润三项指标比基金投放前均增加近十倍，仅上交税金一项占全县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并且带动周边2400户农民种植银杏脱贫。当地人称，深圳的经济合作基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扶贫的关键是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资源开发型项目、“三高”农业和“龙头”企业项目由此受到深圳经合基金的“垂青”。广东紫金县以三黄胡须鸡闻名，但长期以来农民养鸡呈“散兵游勇”状态，深圳经合基金投入560万元帮该县建起现代化养殖场，实行专业化运作，使三黄胡须鸡俏销港澳东南亚一带，成为紫金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700多农户脱贫致富。

　　如今，基金扶持的项目大部分运作良好，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利税8.2亿元。改变纯粹给钱的救济式扶贫，代之以输入“造血”功能的开发式扶贫，十年来，深圳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以翻番的投入产出比对这一扶贫方式作出了最好注解。国务院研究室在总结深圳经合基金经验时指出：“这是扶贫方式的一大突破，是发达地区扶持贫困地区的一个创举。”

　　当政府的开发式扶贫新路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在全国庞大的资本市场中，出现了一个继港资、外资之后的新名词：“深资”。这股资金流“北伐”西进，宛如一道独特的经济风景线，“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成为开发内地市场、扶贫帮困的新兴力量。

　　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深圳企业家，深谙一个道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圳的飞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当他们把目光投向西部时，遵循的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最近，从西部地区传来深圳企业挺进西部、一次“联姻”救活两家企业的真实故事。深圳莱英达东方公司和宁夏银川乳业公司，前者因无优势产品，后者因技术落后、资金匮缺，双双处在亏损境地。两家企业在去年携手合作后却“枯木逢春”：利用东方公司闲置的先进生产线和银川乳业优质奶源生产的“东鹏”牛奶在深圳面市后，一炮打响，两公司当年底扭亏为盈，今年一季度东方公司销售量同比增长161％。

　　深企西进，优势互补，实现了双赢。像这样的故事多年来一直都在东西两地上演。

　　抓住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契机，利用自身机制、品牌、资金、技术优势，兼并当地企业，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深圳企业通过低成本扩张，促进了深圳的产业升级，也把深圳企业比较符合国际惯例运作的经营机制带到内地，提高双方的经济效益。

　　如果说，早几年深圳企业“西出阳关”更多的是走资本运营之路，那么近几年，伴随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输出在当地具有市场潜力的科技成果，成为深企西进的又一亮点。日前从新疆建设兵团传来好消息，由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成功的转基因抗虫棉，今年开始将在我国重要棉花生产基地新疆大面积推广，随着这一新技术全面使用，棉花产量和质量将大幅提高，不再遭受棉虫危害，据测算，仅农药一项，每年可为全区节省开支10亿元以上。

　　除了投资生产型企业，近年来，深企进军西部的眼界明显放宽，一些商业连锁企业和物业管理公司也把“触角”伸向内地。日前，深圳女人世界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投资近2000万元在成都开办的“女人世界”开张迎客，以主题商场的模式填补了当地商界业态的空白。深圳金地、中海等“物业管家”近一两年在重庆、贵阳等地落户，凭着优良的物业管理模式享誉大西南。由于找到各自的结合点，深企投资西部实质上圆了东西两地双赢之梦。

　　投资内地，帮扶贫困地区，引发了我市众多国有企业的“共鸣”，也牵动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在深投资港澳企业家的心。在贵州罗定市，流传着靠深圳民营企业家陈毅锋提供的3万元无息贷款，一位赤贫户变成“庄园主”的佳话：罗定市华石镇的陈新国曾是出了名的穷光蛋，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全靠他一人养家。1995年8月，他靠陈毅锋提供的3万元无息贷款，建起了果园、搞起了养殖。凭着辛勤的劳动，陈新国很快摘掉贫困帽子。正是有了像陈毅锋这样一批有识之士，自1994年开始的深圳光彩事业在内地的扶贫帮困中大放光彩，深圳200多位民营企业家先后与省内外贫困地区及市内欠发达村镇达成项目协议上百个，实际投入资金14亿多元。

　　一头连着法国、德国、委内瑞拉、新加坡、韩国的国际大市场，一头连着陇南的药材、甘南的牛羊皮革、云南的松茸等西部土特产，深圳甘肃省农副土特产品工贸公司，这家设在深圳的“窗口”企业犹如伸出了无形臂膀，为西部产品架起了一座走向海外市场的金桥。

　　众所周知，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深圳毗邻港澳、信息灵通、机制灵活，双方合作具有天然互补性。近年来，深圳企业利用特区优势，依托内地，面向海外，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为纽带，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连成一线，为内地企业占领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较早就为西部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借船出海”。在新疆，他们与当地政府和建设兵团联建了大面积水果生产基地和冷库，给基地农民提供优良种子和部分启动资金。由于对产出果菜收购包销，风险共担，极大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积极性。每年5至10月份，大西北的早酥梨、香梨、红富士苹果、猕猴桃等优质水果、蔬菜源源不断地运抵这里，以布吉市场为接驳点，辐射到珠江三角洲、粤东一带，并大量出口香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市场。每年仅新疆水果在布吉市场销量达19万吨，销售额12亿元，带动了当地果农脱贫致富。

　　最根本的扶贫

　　治贫必须先治愚，经济社会发展有赖于教育先行。贫困地区缺少资金，缺少技术，但最缺的还是高水平的教育，缺少高素质的人才。如果说深圳人无私捐助是为贫困地区“输血”，开发性扶贫是“造血”，那么要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还得依靠当地的人才。张高丽、于幼军这次到西部考察，带去了3亿多元作为专门扶持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基金，就是为了要从长远上改革西部的贫困状况，也正如贵州前任省委书记刘方仁所说，深圳对贵州教育的扶持，“就是最根本的扶贫！”

　　为了支援祖国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大山深处的希望，深圳团市委从1998年开始组织“青年志愿者接力扶贫支教”活动，选拔优秀青年赴贵州山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在这一年里，志愿者只会得到每月400元的基本生活费和一年两次探亲路费。艰苦的工作，微薄的待遇并没有挡住深圳青年志愿者的步伐，每年20名扶贫支教名额，第一年有3600多人报名“竞争”，第二年有3800多人报名“竞争”，而第三批报名“竞争”的人数达到4200人。

　　义务扶贫支教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特区、在被人称为最拜金最讲实惠的深圳，得到如此多的热血青年的响应？他们有的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有的放弃了月薪近万元的工作，有的离开了温暖的家，到贵州的边远大山中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练。这是为什么？

　　与丈夫一起参加支教、并把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带到贵州上学的福田区梅丽小学英语教师曾秀媚说：“我们夫妻都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但我们仍然忘不了大山，我们想用我们的知识，让更多的山里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放弃月薪近万元工作的研究生毛国花说：“赚钱的机会还有一大把，但对我来说扶贫支教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因此，我义无反顾！”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深圳人的心声，道出了特区青年乐于奉献的情怀。

　　在今天贵州省的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建校，找徐勇”。“徐勇”何许人也？其实他既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也不是手握重权的高官，而只是众多志愿赴黔支教的一名深圳义工。两年前，这位来自贵州铜仁地区的土家族青年，深圳市南山区先达实业有限公司干部带队赴贵州扶贫支教，完成团市委派遣的任务后，他自愿停薪留职重返贵州，拖着病体终日奔波在大山之中，为山区募集、引进资金，先后建起了26所中小学，成为当地“政府最欢迎，群众最爱戴”的深圳义工。

　　1999年8月27日，徐勇作为市义工联第二批赴黔支教队的一员，来到贵州毕节地区织金县后寨中学，挑起了除数学之外的两个班的所有课程，还担任了一班的班主任。上任伊始，徐勇发现少了一位叫杨进选的同学，他因交不起学费而未来报到。第一个星期的周末，徐勇翻越近20里山路，找到杨进选的家里，望着家徒四壁的破屋，徐勇对杨进选的家人说：“学费我垫，让孩子回校吧。”

　　自那以后，这位深圳的义工老师，先后为13名贫困学生垫学费，每年每人250元，直到他们完成中学学业为止。

　　山区校舍的破旧深深地刺痛着徐勇，山区孩子那渴望求知的目光深深烧灼着徐勇，在任教之余，徐勇四处奔走呼吁，企盼着为学生们建一所好一点的教室和宿舍，他向深圳市政府写了报告，提请市政府为毕节地区的两所中学捐助建校款70万元，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两所中学的办学条件。

　　2000年8月，徐勇完成扶贫支教任务回到深圳，发现身体出现了浮肿现象，经医院诊断为肾小球炎，并被告知，如果得不到充分休息和治疗，将有可能转化为尿毒症，将会有生命危险。

　　这一“判决”让徐勇和妻子心肺俱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勇做出了决定：趁着自己还能动，停薪留职重返贵州，为毕节、黔南地区办学条件更差的铜仁地区引资建校。

　　在病情得到控制以后，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徐勇先后4次带领十几位香港、国外的慈善机构的代表赶赴贵州，徐勇走遍了铜仁江口县的七乡二镇，翻越40多座大山实地考察了188所中小学中的93所，为35所中小学准备了捐建资料。两年多的时间里，徐勇自己承担了全部差旅费和通讯费，目前已花掉五六万元。说起徐勇，江口县县长王瑰感慨地说：“江口的教育事业有他的一份功劳，我们21万江口人民不会忘记他。”

　　三年来，深圳72名志愿者相继来到贵州，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奉献，在大山深处燃烧着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为大山深处的孩子带来了希望。贵州的纯朴的百姓不会忘记他们，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村民用最朴实的语言，在公路两旁房屋的山墙上写下了他们的感激与呼唤：“深圳阿哥留下来！”

　　而更多的特区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亲自赴黔支教，但他们用自己的真情，以“1＋1”助学的方式，默默地帮助着千里之外成百上千从未谋面的山里孩子完成学业。

　　李钢，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的一位青年，从1997年起，就一直资助着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鹏城希望学校的4名水族孩子，为了让这4名水族学生安心学习，每个学期他都会准时给每人寄去400元钱资助他们交学杂费。1999年，他所资助的孩子李世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黔南贵定师范学校，当远在深圳的李钢得到这一消息时，他决定再资助他读完师范，并第八次来到了三都，给李世华带来了语言复读机和2000元钱学杂费。三年来，他资助这4名学生的学杂费近1.5万元。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说到底是人才问题。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伟大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深圳市委、市政府把对西部干部培训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加大了智力扶持工作的力度。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深圳市委党校及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干部培训的优势，先后无偿为西藏、贵州、新疆、四川、甘肃、广西、云南等西部省、区举办党政干部和管理人才培训班。1995年，深圳市委划拨专款启动了连续三年的“智力援藏”项目和“赣湘黔三省五县（市）智力帮援”项目，为西藏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学员180人，为赣湘黔三省五县（市）培训学员600多人。几年来，深圳市委党校和其他有关部门累计为内地培训干部和管理人员8600多名，为西部的脱贫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扶持。许多干部回去后，学习和借鉴深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新世纪初，深圳市政府又从地方财政收入中拿出3亿多元支持西部三省建立助学金，此举可以说是帮到了点子上，帮到了根本。

　　深圳是全国的深圳。“全国支援特区，特区服务全国”。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经济特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支持企业到西部投资，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继续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做好扶贫帮困工作，为逐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多作贡献。”

　　先行、先试、先富起来的深圳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全国做出较多的贡献。

　　深圳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许多改革成果，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各地对外招商引资的大舞台。每年都有各省、区、市数以百计的招商团满怀希望而来，满载成果而归。

　　深圳已经光荣地成为对国家财政贡献最大的城市之一。

　　深圳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培养新型干部的大学校，每年都要接待、安排大批各种层次的各地干部考察团、学习班、培训班……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深圳正在进一步带头增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深圳必将为全国的扶助贫困地区、支援西部开发做出更大、更多、更有实效的贡献。这是中央的嘱托，这是全国的期望，当然也是深圳人的追求与情怀。 深圳商报记者罗勤岳麓山深圳特区报记者李杰饶洁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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