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岁月可以染白一个人的鬓发，但却无法抹去一个人深藏心底的记忆，无法改变一个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坚定选择。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共同走过了艰难曲折而又光荣辉煌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倾听他们的心声，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精神，与党外同志和朋友合作共事，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共同奋斗。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风风雨雨80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役，使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使祖国大陆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我是这一切的目睹者，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她的影响和领导下为祖国服务。

　　目标一致为民族

　　我1915年出生在合肥一户“书香门第”。“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时，正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上学的我，曾和同学们拦火车赴南京请愿，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此事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伤痕。1934年我就读上海交通大学，与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交大救国会，并被大家推选为救国会执行主席。大学毕业后，我旅居印尼创办报刊。那时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使海外华人十分振奋。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及由海外华侨投资企业的政策，使我对共产党产生了亲切感和信任感，遂决定留在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全国和上海相继成立归国华侨联合会，我分别担任了委员和副主席。全国侨联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看望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代表。那天我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他对华侨华人的谆谆教诲，毛主席还和我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信任，成为我以后努力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热情地为归侨侨眷排忧解难，鼓励海外华侨为祖国为家乡出力。我自己也多次捐款支持公益事业，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我还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

　　荣辱与共春又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统一战线工作注入了蓬勃生机。筹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有力支持。从发展党员、拟定组织建立后的工作计划，一直到成立大会的召开，统战部始终与我们共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计。1980年12月4日，我被选为致公党上海市委第一届主任委员。从此，我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联系，对她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对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是一大鼓舞。我对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一些观点和想法成为政府部门决策时的依据。1983年，邓小平和彭真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和始终关注侨务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有了较多的接触。此后不久，我就到北京致公党中央工作，直到后来出任中国致公党的中央主席。邓小平同志对参政党和侨务工作的关心，我是深有体会的。共产党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我是深受其惠的。由此，我更加认真负责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努力反映社情民意，我和致公党的许多建议，受到中共领导的重视，不少被政府在制定决策中采纳。

　　我为祖国再尽力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侯，我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与江泽民总书记同坐一架飞机赴港。在飞机上，总书记一看到我就高兴地走向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然后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那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尽管总书记在上海任职时和后来到中央工作，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见面，且时有面对面的交谈，但是像这次同在一架飞机上坐在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庄严而重要的行程，却还是第一次。

　　总书记十分熟悉香港的历史，他在谈话中特别提到了这几十年来对香港的文明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许多民主人士，我从总书记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对那些人有着深深的敬意。

　　从香港我们又谈到了上海。总书记说，上海与香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五十多年前香港的经济比上海落后，后来超过了上海。将来上海与香港可以并驾齐驱么。同过去的许多次见面、谈话一样，总书记总是要我对上海、对全国的发展，多反映些问题，多提些建议。在他看来，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比较多，社会接触面比较广，看问题也有相当的深度，应当为祖国的建设好好地发挥作用。

　　现在我们已站在新世纪的开头，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为祖国的早日完全统一创造条件，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添砖加瓦。（本报记者徐琪忠通讯员方修仁整理）

　　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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