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环球论坛

　　本次议题：我们的外交环境有多大变化？

　　讨论时间：2001年5月10日讨论地点：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发言人：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星：外交学院副院长

　　杨希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杨成绪：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制定的。最近20年我们外交的基本判断，我很笼统地归纳为四点：

　　1.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上现存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这是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的。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2.调整战争很迫近的看法，明确“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3.依据我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制订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确定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并且确认，除非发生大规模敌人入侵，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国策。4.一个冷战结束，两个冷战又开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这一形势下，一方面美国有股势力不停地煽动反华浪潮，企图将中美推向对抗。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也不断加强。这几年美国越来越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来防范，都跟这有密切的关系。

　　冷战后的世界大体上维持了这一局面。我认为，从大战略上来看，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并无本质的变化，我仍应利用当前相对缓和的时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和各国的关系，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势头。但随着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我也要视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

　　曲星：新世纪的外交环境和90年代比，很明显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这里面有美国国内政治对新总统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美国共和党传统强硬路线的表现。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个事件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对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关系的磨合是不利的。到目前为止，布什的强硬态度未见收敛。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是不利的，公开表明了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要以过去对付苏联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政策本质。

　　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变数，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交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从中美关系发展的规律来看，建交20多年，两国关系始终是在波峰和波谷之间交替发展的，只不过这次因为涉及到军事领域的冲突，所以显得波谷更低，波动更大。但美国毕竟没有公开推翻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要对中国进行“遏制”，要西化弱化分化中国，其实这是美国历任总统的既定政策，布什只不过是更加公开和不加掩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表现形式。另外，从大的环境看，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要看是否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或者能导致大战的严重对峙。我觉得现在还没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国际环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国家间的竞争仍然是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再有，尽管中美关系受到很大冲击，但中国与其他国际力量的关系还是基本稳定的。比如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还在往前发展。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外交大环境与90年代相比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杨希雨：现在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实际上是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延续，可以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这种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未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也依然未变。冷战的结束使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构造新的国际秩序，然而在过去10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凭借其迅速膨胀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正在逐步确立一种以美国的“领导地位”为核心，各国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近美国总统进一步提出要把“导弹防御”的保护伞从美国本土及其海外驻军扩展到盟国和友国，这实际上是美国为建立这种“领导地位”加“伙伴关系”国际秩序的一种更具长远战略考虑的最新努力。

　　再从发展的角度看，冷战时期就已经凸显的“南北”矛盾被当前的全球化潮流所扭曲，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潮流在改造南北关系；二是以信息产业革命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革命正促使全球生产力要素和国际分工布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仅有的传统优势也发生部分质变；三是世界各国加紧进行产业调整，改革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这种趋势和特点，加深了发展距和贫富差距。

　　因此，和平与发展在当前的内涵有所改变。小平同志80年代提出的和平，首要的是指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防止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战争，或者发生世界大战。但现在和平的含义有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要力图防止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地区性冲突，特别是反对强权政治之下的武力干预以及引起的武装冲突。而发展则是寻求各国如何平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机会。在这样的变化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自然有必要进行部分调整。这里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问题。“有所作为”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只有在涉及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才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

　　曲星：目前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仍然是单极企图和多极趋势相抗衡，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同西方相比，我们的实力还是很有差距的。十几年来我们外交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怎么样以不利于我的实力对比，来推进有利于我的多极化趋势。90年代初期以来，“韬光养晦”政策是成功的，它解决了我们外交上的很多难题，也帮助我们走出了当时的外交困境，现在仍然应该坚持这一政策。美国在侵犯中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方面越来越放肆，我们当然要坚决斗争，但斗争的原则仍然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行于可行，止于不得不止”。有斗争也就有妥协，真正应该处理好的、也正是最难处理好的，是怎样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度。

　　杨成绪：目前在中美关系方面，值得我们特别考虑的是：

　　一、布什在竞选期间和就职后一再声明，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前些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两国要“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只是表明要向这个方向努力而已。中美两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取决双方的意愿。现在美国新领导人反对建立这种关系，中国当然也无意谋求和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二、依据美国对华新政策，相应调整我们的政策。布什表示“我们不把中国看成敌人”，“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成伙伴；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成竞争者。”国务卿鲍威尔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的潜在对手”，同时“中国也是贸易伙伴”。美国新政府一再声称，美国与中国在诸如台湾、人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三、美国新政府并没有公开地将中国看成敌人，但美国的舆论大力渲染，说中国的兴起将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执意发展两个导弹防御系统，今后将作出军事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比过去更强调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对此，我国应该冷静观察，对其真实意图作出判断。面对美国将矛头指向我国，要保持高度戒备，同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杨希雨：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怎么看？第一，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不标志着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我们应该认清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根本性原因，不要只着眼于换届选举，而是应该结合美国传统的两洋政策来看，美国向来不允许在太平洋地区或大西洋地区有任何一个力量取得支配地位。

　　曲星：中国向来原意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只要中美关系大致稳定，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就有了实际意义，因为这些伙伴关系是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实质性体现。

　　所以在大的外交战略上，我觉得目前没有足够理由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在美国没有公开推翻三个公报的前提下，中美关系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的，也就是说，还是应尽量立足长远利益维护中美关系。当然，我们也必须做应付不测的外交准备。从这点出发，我觉得周边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比如印度，美国和俄罗斯都在大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而印度也似乎有意识地大打″美国牌″。但实际上，中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真的发生对抗，真正得利的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如何维持与日本关系的“长期稳定”，如何与东盟国家真正“睦邻互信”，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具体落实的问题。

　　阎学通：最近很多人感到，我们面临的形势有着很紧迫的变化。听了杨希雨先生对“和平”的看法，我也产生这样的问题：当初我们提出“争取一个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到底是指不发生世界大战，还是指中国不卷入任何军事冲突？当初的“防止世界大战”的目标现已经发展为“中国不能打仗”，好像只要中国一打仗，我们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就被破坏了。我觉得今天对这个目标需要明确界定，目标应是“不打仗”，还是“打仗不能对经济建设构成根本性破坏”？我们想争取一个几十年内一仗都不打的环境，这是我们的愿望，但这种愿望能否实现很难说。从今天的局势看，我认为中国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成绪：冷战结束10年，国际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美国一些舆论宣扬美国对外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势必导致国际形势动荡，国与国关系紧张。

　　阎学通：所以我感到美国一些政客实际需要的不是和我们合作，更需要通过与中国对抗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他们需要制造一个外部威胁，好有理由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以此刺激国内经济。我们不想对抗，但美国希望我们与之对抗，使我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90年代初期，美国虽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并没有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今天美国认准了要让中国当对手，我们很难改变美国这种需要。美国不想与我进行战争，这点和我们是一致的，但美国要保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就需要在这里制造紧张，这点与我们不一样。

　　曲星：美国需要一定紧张局势来维持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这是它二战以来一贯的做法，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当然应该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但因此就说现在我们卷入战争的危险就比过去大，我觉得这种说法值得讨论。

　　阎学通：长期以来，我们外交目标是服从于国内经济建设，为做到这点我们的外交就是致力于争取一个和平环境，但把对和平环境的争取全部压在外交上，这点是否值得考虑？实现这一目标是仅仅靠外交，还是还需要靠国防？我认为中国是个大国，长期和平的基础得靠国防。只有对发生战争有所准备，战争才打不起来。

　　另外，在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我们的多边外交还是需要加强，力求维护现有的那些多边国际框架，以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来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防止美国脱离国际体系。

　　杨希雨：说到这里，我想起90年代美国外交官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看来，全世界各国都应该提醒美国遵守国际规则。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当加大经济外交的力度。这里所谓的经济外交不仅仅是加强经贸关系和经济援助，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多边经济、金融合作，争取和增加我们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争取和增加我们在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制定方面的发言权。本报记者宋念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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