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到戴远添本人之前，我见到了他被抓获之时和被公开逮捕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戴远添沮丧而憔悴。

　　5月25日中午，当我在珠海第一看守所见到他本人时，他的精神面貌反而好了许多，也较为平静。但随着我与他对话的深入，他的眼圈两次发红，对话触动了他心中的隐痛，勾起了他无尽的悔恨。

　　他瞒着妻儿说自己在珠海做生意

　　戴远添，1961年出生，在广东河源长大，十几岁时随父母去了澳门。当时他正在上初中，来到澳门后，又读了两年夜校就放弃了求学，进入社会打工。据他自己说，他先后当过电器维修工、裁缝、电工等，“我会做很多东西。但后来不想做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贩卖毒品）？”戴远添先是缓缓地摇头，而后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最后长叹口气说“不清楚……”

　　戴远添长得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黑道中人那样穷凶极恶，五官比较端正，如果是在平时，不会有人想到他竟是澳门黑社会中的一员干将。

　　我告诉他，如果他能继续发挥以前的那些技能，完全可以有一个平稳安详的生活。听到此话，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苦笑，又陷入长久的沉默中。为缓和气氛，我们谈起了他的家庭。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家中长子，他竟然记不清父母的准确年龄，也不想多谈兄弟姐妹，他谈得更多的是11岁的儿子。

　　戴远添说，妻子和儿子现在都在香港，妻子在一家公司打工，做的是正当职业。他一直瞒着妻子和儿子，说自己在珠海做生意。他还常抽空给儿子打电话问他的功课如何，并要他好好学习，要向上。儿子也经常打电话给他讲讲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父子的感情一直都不错，他说儿子长得像他。

　　说这些话的时候，戴远添显得安详平和。但我的一句问话打断了他的回忆— ——

　　“你想过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吗？”

　　戴远添显然对此猝不及防，眼中一下子露出了哀伤，垂下头，用手按着胸口足足有一分钟之久，再次抬起头的时候，他的眼圈发红了，他避开我的视线，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儿子……他以后一定要走正路……他是个乖仔……希望他以后能想得开……”戴远添以有心脏病为由，不再谈他的儿子。

　　作为14K成员他不敢讲以前的事

　　此前的谈话让戴远添意识到了现实和亲情的巨大矛盾，他的神态告诉我，他正经受着情感的煎熬。此后，对话愈来愈困难，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叹气和沉默。

　　由于对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戴远添的回答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一会儿，他不承认自己错了，一会儿，他又说以后要好好做人，过一会儿，他又说不该做坏事。

　　戴远添的思绪很混乱，我们的话题绕得很远，内容也不连贯，但最终还是回到他如何走上这条路的话题上来了。

　　“受了外面的诱惑。”除了这句话，戴远添就不再多说。

　　“你应该知道你做了很多坏事，现在你把你的经历讲出来，可以警醒很多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这样，你等于是做了件善事，是弥补你的错误。起码可以让你儿子知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这条道的，他可以吸取教训。你不是希望儿子走正路吗？怎么走？你有责任告诉他。”为了让戴远添开口，我又说起了他的儿子。

　　显然，这番话打动了他，他终于张嘴吞吞吐吐地说：“没有办法……一步一步慢慢地……”他又皱起眉头，停了下来，陷入沉默中。我耐心地等着下文，他突然抬起头大声地用白话说了一句“无路可退呀！”然后用手不停地抚摸心脏，表情十分痛苦，他的眼再次红了。他用更长的沉默拒绝了我的提问。

　　民警后来告诉我，作为澳门黑社会14K成员，他在道上的日子很久了，他不敢说他以前的事，他有很多的顾忌。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我若能出去，一定要好好做人！”

　　戴远添在知道我是记者的身份后显得很悲观，他说：“登报的人都是要死的，我这次看来是死定了。”我和办案民警都告诉他，我们不是法官，不能决定他的生死。他仍然不相信，不停地摇头，不停地叹气。

　　他说，当初做这个（贩毒）就一直瞒着父母，不敢让他们知道，现在自己被抓起来了，父母肯定也知道了，他们现在会很难过，再登报就更不得了，“他们知道我要死了，精神承受不起。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只是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若能出去，我一定要好好做人！”戴远添对着旁边的民警悲哀地说。这一刻，他流露出真切的悔意。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戴远添以头痛和心脏不好为由，不愿再说任何话，我们只好让他回监仓。他步履沉重地走出会面室，来到大院里。望着他萎靡不振的背影，一名年龄与他相仿的民警说：“阿添，如果你能好好做人，我陪你饮茶。” 戴远添听到此话，缓缓地回过头来，表情复杂地苦笑了一下。在强烈的阳光下，他的笑显得苍白而无力。(本报记者廖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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