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某大学教授钟华琰因6次被学校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而提起诉讼，索赔亿元。在5月21日的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钟教授是否有精神病进行了激烈辩论(5月22日《信息时报》)。

　　“接受记者采访时思路清晰、对答如流”，连校方也承认“平时能胜任工作”的钟教授究竟有无精神病，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该学校认定钟有精神病，而决定送他进精神病院，依据竟然是他“写了大量信件反映评职称的不公，并写了大量大小字报”。

　　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怎么就能被视为是精神病患者呢？写大字报方式固为法所禁，但也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并不能成为学校将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理由。

　　在一些单位，因为慑于打击报复，职工一般不敢与领导争执，即便遇到不公，也大多选择逆来顺受，就更不用说到上头去“告状”了。与领导“叫板”，向来被认为是以卵击石，是发傻与发疯之举。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使包括领导在内的许多人的判别标准发生倾斜，以至于行使公民和劳动者权利的正常行为倒成了不正常。敢与不公现象作斗争本是该赞誉的，现在反倒成了精神病患者所为，这种倒错，很值得人们咀嚼与深思。

　　另外，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领导借“精神病”对“不老实”者进行打击报复。据媒体披露，几个月前有位打工者在广州某医院花去一大笔钱，而脚病却一直未被医好，甚至越发严重起来。他多次交涉均讨不到个说法，便占着该医院一张病床不肯走。该医院领导就下令将打工者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打工者经受好几个月的折磨后，被遣送回原籍。当然，这种打击报复也是顶着“治病救人”的帽子的。西安市昌仁里小学教师王恒雷因住房等问题与校长发生过争执，曾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结果也被认为有精神病而被强行送进了“安康医院”(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我发现，这类强行送治行为往往都是发生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上级领导与下级员工之间，且两者往往都发生过矛盾与冲突。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将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无疑是严重伤害性的行为。因为它不但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更是对公民精神的摧残。故而它对人的打击有时会是毁灭性的，毁灭一个人的生气、名誉与自尊。因此，把谁送进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主体限定、程序限定和标准限定。即使是真有精神疾病者，将其收容治疗也须得到家属同意。而对借治疗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者，一定要予以严惩。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是能够防止此类将健康人变成病人的事情发生的，否则它本身也就有需要疗救之处。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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