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59岁”腐败现象之后，被称为“26岁”的腐败现象又凸显而出。据统计，本市检察机关去年共查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90名，占去年查处的该类案件总数的17.2%，其中经济犯罪案件占95%以上，涉案总值近9000万元。这些人作案时平均年龄为26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半数以上，从事金融、财会及相关专业的占多数。对金钱的渴望构成了这些人普遍的心理特征，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当欲望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之时，便会把手伸向公款，其中也有些人急于当老板、炒股发财，筹集资金不择手段……

　　本文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26岁现象”的典型人物，不满30岁的他在4月25日被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处死刑。

　　胆大包天盗公款

　　仲夏，夜上海。白昼的喧嚣随着沉沉暮色渐去渐远，在上海北翼宝山区的一家夜总会里，高绪康正兴致勃勃地与K姐们低吟浅唱、眉来眼去，刚才在游戏机房输掉4000多元的懊丧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就在不久前还是不名一文的高绪康，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款爷，真是人生斯世，运数无常啊！高绪康不由感慨万千。

　　现年27岁的高绪康，1994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某机电公司华东公司任出纳员。初来乍到，大上海的繁华让这个涉世未深的外地青年感叹不已，仅大专毕业的他，为能在这人才济济的现代化大都市里立有一席之地而暗自庆幸。

　　光阴倏忽，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高绪康对自己的生存现状感到了不满足，每天枯燥繁琐的工作让他厌烦，每月千把元不到的工资常令喜欢玩乐的他感到捉襟见肘。“我要搞钱，以后自己开公司接工程，做一番事业。”他暗暗地为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朋友说起有一个工程正在招投标，颇为心动，可转念一想，凭自己现在的状况，谁会把机会留给自己呢？这时高绪康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借鸡生蛋”，这是连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妪也懂得的资本积累模式啊！

　　1997年8月的一天，高绪康遇到平日一起玩耍的另一分公司会计韩某(另案处理)，闲聊中，高绪康试探性地问：“能不能通过转帐的形式搞点钱花花？”没想到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赞同：“只要你能把帐做平，到我这套现金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从当月起，高绪康勾结韩某等人，采用虚开内部往来转帐通知单的手法，先后十多次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30多万，其中高绪康分得6万余元。

　　或许是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或许是担心人多嘴杂事情败露，高绪康更多的时候还是单兵作战。原来作为出纳员的高绪康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管了部分会计工作，为便于工作，领导还把所有的财务印章都交由他保管，他可以不经任何人同意随意到银行提款。

　　从1998年4月起，高绪康利用单位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独自开始了他个人的资本积累过程。他采用虚开内部往来转帐通知单、涂改原始凭证、收入不入帐等手法，将公司公款从银行帐户中取出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次作案竟然都神不知、鬼不觉，高绪康便放开了手脚，从几千元、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高绪康的腰包随着他贼胆的增大而日益鼓胀起来。

　　出手阔绰似“疯子”

　　有了钱，高绪康俨然一个大款模样，价值不菲的名牌服饰从头武装到脚，不同品牌的新款手机买了3部，每月还花2500元包租了一辆红色奥拓轿车接送他上下班和外出应酬。颇有人缘的他常常呼朋唤友，频繁出没于歌舞厅、酒吧、游戏机房等高消费娱乐场所，他那一掷千金的豪爽不仅令那些戴着一溜戒指的乍富小人们汗颜，也令一群见惯了大世面的K姐们咋舌。他嗜赌，手气又差，每次输给“老虎机”的钱少则一二千元，多则四五千元。为过赌瘾，他还曾在宾馆里包了一间客房，请了一群在酒吧里结识的“朋友”在里面狂赌，仅一个月就输了七万元。

　　钱来得太容易了，高绪康挥之如粪土，为此，他从同伴那儿得了个“疯子”的绰号。

　　对于自己身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自圆其说地称：“钱是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赚的。”这年头，谎话越是过头，就越有人信。

　　春节去成都探亲，他煞有介事地向父母吹牛说正在长沙跟踪一条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很大。当身为国家干部的父母满怀忧虑地提醒他千万别上当时，他却不以为然地答道：“现在不冒风险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命运女神果真光顾了这位敢于“冒险”的年轻人。“大”起来的高绪康名声在外，1999年9月，在苏州华新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任经理的老同学来电：“2万元左右工程接不接？”虽说区区2万元在高绪康眼里已算不上什么，但这毕竟是朝他最初定下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高绪康毫不犹豫一口应了下来。通过挂靠的上海金寿实业公司，高绪康承接了苏州“都市花园”的维修工程。年底，就在工程即将结束时，“都市花园”又给了他一项工程款达55万元的住宅内给水系统工程。整日沉溺于酒吧、游戏机房逍遥快活的高绪康实在分身无术，但又舍不得丢下嘴边的这块肥肉，在生意场上才练了几手拳脚的他也像模像样地玩起了“空手道”，一转手，他以33万元的价格将该工程转包给了他自己的单位，并轻而易举地坐收了22万元。

　　麻将桌上落法网

　　2000年元旦刚过，中国某机电公司华东公司的银行帐户上收到了200余万元的设备款，而其中的160万元要在当年春节前转付给昆山盛英公司，领导把此事交给高绪康办理。然而，春节已过，盛英公司却迟迟未收到这笔货款。

　　2月28日，盛英公司老总一早打电话到华东公司，准备亲自来查帐。当天中午，公司领导便让高绪康把银行对帐单和付款凭证拿出来。

　　不料高绪康死活不肯，大冷的天，额头和鼻尖上密密地渗着汗珠，神情十分紧张。见此情景，领导疑窦顿生，立即叫来财务科长和两位副总经理，当场作出对高绪康停职的决定，并责令他马上将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以及保险箱钥匙交出。不得已，高绪康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40万元的付款凭证。有关部门从他交出的银行对帐单上发现其余120万元货款不知去向。

　　趁着办公室一阵忙乱的间隙，高绪康悄悄溜出门外，飞奔到同事胥某那儿，谎称有外地朋友来住宿，向胥某借了张身份证。紧接着，他又匆忙赶往他挂靠的金寿公司老板处取出属于他自己的2张共计10万元的转帐支票，解入自己的“一卡通”帐上。从银行出来，他立即叫了辆出租车，直奔虹桥机场，走上了潜逃之路。

　　2000年3月3日，宝山区检察院接到了华东公司的举报后，立即组织精兵强将展开调查。3月13日下午5时许，秘密潜回上海、正在宝山金富门宾馆客房内和一群K姐打麻将取乐的高绪康被宝山检察院反贪局抓获归案。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没想到会这么快。”在检察官面前，潜逃了14天的高绪康脸色惨白，无奈地低下了头。经宝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查实，高绪康于1997年8月至2000年2月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达146万余元人民币。(本报通讯员金城、宝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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