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追述 1956年党的八大胜利召开。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那么，当时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是怎样认识的？记者采访了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研究员。

　　石仲泉说，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邓小平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于这两者，在党的八大及八大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发表过非常精辟的见解。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新形势下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新的思考。

　　石仲泉介绍，先是在八大一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管理体制要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原则。他说：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运营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

　　石仲泉说，根据80年代中期查考出的历史档案，毛泽东在1956年接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时，讲过可以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的主要意思是：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3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可以开夫妻店，雇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也可以发展一些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很了不起的。

　　石仲泉说，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春，也讲过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比较、作社会主义的补充的思想。他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作了发挥：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在1957年3月南下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他还说过：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

　　石仲泉说，周恩来在1957年4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也提出过主流是社会主义，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的意见。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他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周恩来还说：“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

　　石仲泉指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的这些言论表明，当时我们党对于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提出了许多新思想。遗憾的是，随后形势骤变，这些认识未能付诸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思想的价值才为人们所发现。(本报记者 倪迅 新华社记者 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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