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是党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

　　……

　　没有党的关怀，我不可能有今天，

　　有了党的关怀，冰雪严冬不再寒冷。

　　……

　　今天，从小没体验过母爱的我要放声高歌：

　　“党啊，亲爱的妈妈！”

　　--这首诗出自一名四肢几近瘫痪，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口中。为感谢党组织多年来的关心和照顾，他用诗歌的形式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推开安化街127号6单元2楼2号的房门，记者看见了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坐在床上。由于疾病的折磨，他每说一句话都要费力地将头高高仰起。但提起了党和政府，他却一脸的兴奋和感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叫鲍立生，今年52岁。我自幼残疾，6岁父母离异后寄居在外祖母家。80年代末，外祖母患脑血栓住院，两年内复发四次，外祖父也卧床不起。可我并没觉得苦，因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在关心我们。抚顺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们经常来帮我做家务，春节的时候送来冻饺子和水果，平常给我订报纸看。我们一家三口在党的关怀下生活得很幸福。

　　1995年，我的病情加重，我觉得活着给别人增添负担，就产生了轻生念头。就在我昏倒时，办事处的同志和几个朋友来我家送水果，他们及时把我送进医院抢救。住院期间，办事处的黄书记、樊主任还有民政科的同志都很关心我，专门请人到家照顾两位老人，还承担了我的医疗费，出院时又给我留下500元钱。

　　从那次以后，我家的大门就再没锁过，因为帮助我的人太多了，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推门就进，默默地帮我干完家务后就走。每天早上，总有人给我打水、洗脸、做饭；晚上又有人来陪我聊天、为我擦身。

　　几年前，二老相继去世。我再一次陷入痛苦中。道里区团委的同志们多次来看望我。当他们得知我想找人帮忙把我未完成的书稿写下去时，就四处奔走，找来了理工大学的青年志愿者为我记录。几年来青年志愿者走了一批又一批，老同学毕业了，新同学就来接班。一些已经毕业的同学远在他乡，仍然惦记着我，经常写信问候我。这种纯洁的友谊成为我的精神支柱。

　　说真的，帮助我的人太多了。60中、41中和一些职高的学生也经常来看我，他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水果和蛋糕。这些孩子也真细心，还给我请来了社区服务中心的师傅们修理废弃多年的家电，让我重新看上了电视机。

　　前几天，抚顺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又来看我。他们知道我想看书，就带来了很多书籍，团委书记小孙怕我看书累，就买了好多世界名著的录音带给我听。

　　采访过程中，鲍立生和记者谈得很投机。他不断地重复说：“我现在攒的钱都是党组织和关心我的人留下的，我要用这笔钱买台电脑，等我的病好了，就把我的经历写成一部诗歌集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多好，有了这种母亲般的关爱，我才活得这么充实和幸福。”

　　鲍立生口述韩冀本报记者丛明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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