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决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2、第6军团及红4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肖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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