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的一天，在一座楼房的套间里，聚集着几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有说有笑，个个兴奋不已。其中的一个说：“我现在已从工厂退休。老伴是国家干部，已离休。孩子们也都工作了。”房间的女主人说：“58年，和几个人一起办了个皮鞋厂，当了厂长。以后，又办第三产业。现在退休了，还当着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生活好着哩！”是啊，看一看这里的摆设，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还有个说：“我们没什么文化，可孩子们都上了大学，还到国外去学习。”这似乎是几个家庭妇女在闲聊。然而，谁能知道她们过去的身份呢？解放前，她们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烟花女。这些女子原本是不往来的，只是到了1949年11月21日这一天，她们被集中到一起，这才在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中相识。不久以后，她们又从那里分手，各自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千年毒瘤话娼妓

　　在中国，娼妓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其历史悠久，是因为它曾存在过数千年。

　　自从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妇女那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男子取代后，便总有一些女子为娼为妓。中国的娼妓史起于殷代。当时的卖淫活动，带有宗教色彩，或称“宗教卖淫”。从事这个行当的女子，被称为“巫娼”。“巫娼”是为宗教服务的，或者说她为维持宗教设施获取钱财。不过，她还没有进入商业领域。因此，在那个时候，“巫娼”并不像我们今天鄙视妓女那样遭到唾弃。

　　从西周开始，娼妓制便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一部分“巫娼”转化为专门出卖色相和肉体的“女乐”。另一部分“巫娼”则转化为“官妓”。“官妓”由女奴充当。春秋战国时期，为征服他国，有些君王奉送“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使之沉溺于淫乐，不攻自破。著名的越王勾践为报吴王夫差灭国之仇，不仅卧薪尝胆，砥砺心志，而且招绝代佳人浣沙女西施，予以乐、歌、舞训练后供送吴王，使吴王终日沉缅于声色，终至乱政破国。越王遂洗亡国之恨。到了汉代，“营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军妓”开始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家妓”。“家妓”既要侍寝，又须善歌舞，唯地位比妾低下。宋代还有“客妓”，即所谓私妓冒出。到了清代的顺治和康熙年间，曾下禁令取消官妓制度。然而，娼妓依旧存在。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因皇帝本人喜好狎妓，故而娼妓颇盛。到民国时期，妓院大部由私人经营。解放前夕，北平的娼妓分为明娼、暗娼和野妓3类。有营业执照的被呼作“明娼”。“明娼”分为四等。一等妓院被称为“一等清吟小班”，这里的妓女多有文化，且擅弹唱，接待的多是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和富商巨子者流。二等妓院被称为“茶室”，接待的多为诸如地主、工商业者，中下级军官等社会中层人士。三等妓院被称为“下处”，大多接待小本经营者、店员、手艺人等。四等妓院被称为“窑子”，一般接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当然，由于娼妓历史久远，流传下来的有关名妓的故事也确乎不少。有些妓女，例如唐代的薛涛、宋代的李师师，因经常与名士、文人相交往，故而能诗，善词，名闻天下。有关她们的故事，绝非仅有。更有杜十娘，为寻如意郎君，舍身相随，因被蒙骗，怒沉百宝箱，投河自尽。明代后期，深明大义的秦淮诸名妓李香君等人，为保汉人的大明，对与其交往的文人名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他们不要为高官厚禄而降清，而要为复明挺身而出。然而，她们注情并寄于厚望的那些文人名士却纷纷归顺了清朝。她们的心血付之东流。悲愤之下，有了李香君的血溅桃花扇、柳如是的投河自尽。这些可谓是专情的烈女。另有清朝的名妓赛金花，历史也曾赋予她一笔。她十几岁时即为苏州名妓，后被洪钧学士看中，重金买下，并携其出使英国、德国、奥地利、俄国，得以结识各国上层人物。归国后，居住在京师。不久，与仆人私通，并生有一子。此后洪学士与之日疏。及学士病逝，赛金花与另一仆人结为夫妇。不久，积蓄花尽，返回上海，重操旧业。后，北归。八国联军进京时，赛金花因为会讲德语，与联军统帅瓦德西过从甚密，对其要求多有应允，她因此而在议和、撤军等问题上不无作为。后来，有不少人为她作传，她遂名扬天下。光绪年间，她曾在北京开办名为“金花班”的妓班。她制定的“清吟小班”的各种条规被后来人所遵守。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名妓的故事的主角，其命运多是悲惨的，充满了曲折和痛苦。

　　到解放前夕，妓院既然多是私人所办，妓女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她们大多卖身给妓院老板或领家，失去人身自由，不仅身受蹂躏而所得极少，而且还常常遭受各种刑罚和非人的折磨。例如，挨烧红的通条打，不给饭吃，罚跪，等等。又例如，不论是经期，还是有孕在身，都被强迫接客。未成年的女孩子，甚至还是8、9岁的幼女，也难逃厄运。她们当中，有90%以上的人身受性病之苦，其中有些人为此而丧生。

　　改变历史的决定

　　1949年2月3日，北平这个千年古都被隆隆的车声和划破晴空的乐声所震动。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进了这一古老的城市，并决心使它焕发出崭新的容颜。

　　妓院，这一绵延了上千年的社会毒瘤，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入城前，就已下决心，非取缔不可，非清除不可。解放军入城后，为维护社会治安，先是对妓院实行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例如，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并于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达当地派出所备核；凡有身着便衣持枪游娼者，须迅速秘密报告，等等。还规定，妓院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虐待妓女；不得诱迫良家妇女为娼；不许阻拦妓女从良等等。此外，公安局对妓院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妓院名号、老板的姓名及住址、妓院人数和妓女来源等。为了阻止嫖客逛妓院，公安局还曾经采用过盖章的办法。凡是到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出，先进行教育，而后在嫖客所携带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如遇未带证件者，甚至把这章盖在他的衣服上。结果，逛妓院人数急剧减少，导致很多妓院或关张，或转行，或全班人马搬迁它地。

　　如何改造、清理妓院，解放军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市长叶剑英曾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的情况。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太陌生于开会了。所以，调查时，以个别谈话为主。此时，妓女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恐惧，又有好奇、间伴疑惑和不屑。于是工作组向她们再二再三地申明，向她们作调查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关心她们，要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对于工作组来讲，召集妓女开会并不太困难，最难的是深入到妓院，找妓女个别谈话。因为，这些青楼女子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于是，工作组或把老板支开，或把妓女叫到别的地方加以开导。要她们不要怕，要相信政府会给她们作主的。听了工作组的肺腑之言后，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意在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而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出于维持因姐姐遭遇而急病的母亲和自己的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的相继辞世后，她因借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女的行列，忍受病体和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妓女们的情况。然后，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共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有关妓女的情况既已掌握，改造妓女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说：“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所谓“跟妈”，即妓院里雇来侍候并监视妓女的妇女。所谓“伙计”，即负责接待嫖客和充当老板的打手于一身者。《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10月15日，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封闭妓院的工作。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仁不仅登门总指挥部，鼓励大家充满信心地工作，而且带领杨蕴玉等人到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专门调查妓院，深入了解妓院及妓女的情况。

　　紧急出动

　　诚然，人们越来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在行动上，对封闭妓院一事，不少人还处于观望阶段，还在怀疑之中。尤其是在妓院老板看来，妓院毕竟已存在上千年，封建王朝禁而不止，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颁布法令，大张旗鼓地“禁娼”，结果不了了之。共产党么？也未必能成功。然而，1949年11月21日的一道电令，使震惊历史的行动成为现实。

　　11月21日下午。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宣读声尚在空中回荡，如雷的掌声就已经响起。代表们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案。5时30分，聂荣臻市长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无声息地分赴预定岗位。

　　“出发！”一声令下，干部战士随同早已待令在天安门前的37辆卡车，风风火火地奔向妓院集中的地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门口封锁得严严实实。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和管制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她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后来，这些妓女被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帐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一夜之间就被割除了。1949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报导了昨夜发生在北京的特殊战斗。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消灭娼妓制度的战斗从此在全中国展开。

　　艰难的改造

　　妓院虽然被封条封住了，但是战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比起查封妓院来，化解妓女心中的坚冰，帮助她们恢复做人的尊严，并使她们掌握劳动技能，成为服务于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远远困难得多。

　　集中了1303名妓女的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布于原来的14家妓院。80多名女教养员分别来自剧院、学校、机关、妇联、公安局等单位。其中，大多年纪轻轻。肩负领导工作的杨蕴玉刚届而立之年，张洁王旬更年轻，仅仅27岁。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里聚集的是这么一批刚从妓院出来的妓女，你想一想，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有多难。果然，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头天夜里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们，尤其是原来在一等妓院里操持皮肉生涯的女子们一觉醒来，发现门口站着持枪站岗的战士，顿时乱开了锅，哭声震天，叫喊动地。这哭叫声里，充斥着恐惧与疑惑，包含着不满与忧虑。回首过往，她们在北平解放前也曾被集中过。那或者是为了把她们送进日本兵营，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或者是被国民党政府送去慰劳伤兵；或者是以检查性病为由，被当局敲诈一番。彼时彼刻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们吵，她们哭，她们喊，她们闹，这一切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对新社会了解太少了，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却又太多了。她们曾听老板、领家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恨妓女，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等。现在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命运呢？在她们来说，还是未可知也。因此，教养人员耐心地向她们宣讲：“封闭妓院收容来的，是为了解放你们，是要救你们跳出火坑，过上新的生活，不再受侮辱和蹂躏。”“我们不需要解放!我们过得挺好!挣大钱，吃好的，穿金戴银，有跟妈伺候。在这里，却要我们跟这些烂货住在一起，真受不了！”不说从一二等妓院，就连那些从“下处”、“窑子”里收容来的也不示弱，这样振振有词，鲜廉寡耻。“谁是烂货，你也不干净！”她们跟教养员闹罢，又相互间争斗。

　　吃饭，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当工作人员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被收容的妓女们面前时，她们看到只是馒头、小米粥、熬白菜，这可叫开了：“这是人吃的饭吗?”“我们原来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大米白面，想吃什么，叫一声，饭馆就送来了。现在就给我们吃这个?!还是让我们走吧？”有些妓女，尤其是过去处于一二等妓馆的女子，甚至把馒头朝工作人员、公安干警的身上扔过去。她们还把饭菜往地上泼，或者甚至于往菜桶里吐痰，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反感。说实在的，工作人员过去何曾碰上过这等事！她们尽管气愤，但只能藏在内心，而不能露于外表。情急之下，一个工作人员拿出自己吃的饭菜，显得不怒不恼地说：“你们看看我们吃的什么吧！”说罢，递过去的，除了冰冷的玉米面窝头和咸菜外，别无它物。这一下，那些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们无话可说了，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实践出经验。教养员们通过实践，终于逐渐摸索出一套“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的纪律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经过一段时间，被收容的这些妓女对教养员由敌视转变为逐渐信任，由信任而发展成为感激，安下心来接受帮助教育。

　　医治身心创伤

　　妓女在从事皮肉业期间，除了受到嫖客的蹂躏，除了遭到老板的盘剥和无赖的敲诈外，还受到性病的困扰。要使妓女真正得到完全的解放，除对她们进行思想改造和培养劳动技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必须医治好她们的性病。于是，组建了专为妓女们治疗性病的医疗队。医疗队的57名医护人员来自于6个单位。它的带头人是胡传揆和林子扬，前者是北大医院院长，后者是北京市性病防治所所长，他俩都是防治性病的专家。

　　经验查发现，在这1300多名被收容进来的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仅占她们这群人总数的3.4%。其她的，无一幸免，都程度不同地染有性病。其中，4人尤其严重，下身已溃烂，因而送进医院治疗。另外，患有诸如梅毒、淋病和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的，有1068人。一般说来，病得都不轻。比较而言，较轻的只有208人。患病者当中，有一些人是还未成年的孩子。除性病外，还有很多人是有慢性肠胃炎、结核、心脏病、疥疮等症。当时，治疗性病的有效药是油剂盘尼西林针剂。这种药，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全靠从国外进口，仅为这批人治病而购买盘尼西林针剂一项，政府就耗资1万多元。在当时来讲，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看看政府对自己的关怀与照顾，这些妓女们不禁浮想联翩。她们没有忘记，在旧社会里，与她们操同一行业的姐妹一旦患病，动辄被老板扫地出门，最后抛尸街头。她们当然也没有忘记，有的姐妹因为接客过于频繁而生疮，狠心的老板用火筷子将疮部烫平后，强迫继续接客。华清馆的小翠因严重性病不能接客，老板娘将她毒打得奄奄一息后装进麻袋，往外就拉，麻袋里的小翠说“我还没死哩！”的呼叫催人泪下，听者莫不不寒而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两种社会两重天。比来比去，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受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教养员好。妓女们的恐慌消失了，疑虑也已不复存在。从此，她们开始认真地配合医疗人员的治疗。对妓女性病和其它病症的治疗，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作性病检查和治疗。第二步，作健康检查和治疗。第三步，作一般疾病检查和治疗。经过在教养院的4个月治疗，梅毒患者痊愈率占40%左右；淋病患者痊愈率更高，达到95%。治病困难，染病容易。为着帮助她们具备或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医护人员、医疗人员一边认真治疗，一边耐心地讲授一般卫生常识和预防性病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所以，教养院又为这些特殊的学员们开设文化课，教她们识字，帮助她们重新做人。后来，她们终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编演歌曲和话剧。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是以华清馆领家兼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欺压妓女的事情为素材而编写成的。剧本定稿后，在洪琛的导演下，有教养院里30多名原来的妓女参加演出，她们不但在剧场演出很多场，而且还被拍成电影，在他全国发行。后来，这其中的很多人陆续进入了文艺团体。京剧院、评剧院、话剧团等文艺演出团体里，都有从这个教养院走出去的妓女。

　　提高曾经受过苦难的人们的思想觉悟，开展诉过去的苦的活动，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因为，通过诉过去的苦，不仅能够追溯出过去受苦受害的根源，而且能唤起过去的受苦者的觉醒，使他们从根本上告别过去，走上新的人生道路，自觉地为新社会服务。教养员们运用了这一个法宝。那些昔日的妓女们打消顾虑后，一发不可收拾，争先恐后地诉起苦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悲愤地诉说：“我8岁那年，被高王氏从山东拐到这儿。我才10来岁的时候，她就逼我接客。因为当时还小，挂不上客，她就打，就用老虎钳子拧屁股，那时实在不想活了。”华清馆的妓女揭发说：“老板黄树卿家有间空屋子，是专门用来打人的。里面，堆着碗口粗的棍子，还有烙人的火筷子、吊人的绳子和缠着铁丝的鞭子。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打。有一天，竟打了我7次。在他们手下，就有5个姐妹被害死。”另一个学员哭诉说：“自从来到黄家，每天挨打。拿面杖打；拿火筷子烧红了打；拿水蘸麻绳打……一天打我三个死。染上病后，说是给看病，按住就拿火筷子烫屁股，全烫烂了！又送到下处去接客……后来怀了孩子，4个多月了，叫回去吃药，照肚子就是一棍子，把胎打下来，马上又叫去接客！有人劝说别让接了，老板娘就让我到屋外冻着，下雪也不让进屋，疼得连哭的劲儿都没了。”话没说完，她早已泣不成声。诉苦会变成了控诉会。大家一致要求严惩罪犯，为冤死的姐妹报仇。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判了昔日妓院老板、领家，判处其中2人以死刑，19人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以5年以上徒刑，1260人以1年以上徒刑，4人课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教育释放。此外，没收房产168处共1824.5间。

　　1950年4月6日，是昔日妓女们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将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犯被押上卡车后，在开往天桥刑场执行的途中，还特意从八大胡同教养院的门前经过。昔日的妓女们兴奋地聚集在教养院门口，要目睹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老板今天是何等狼狈。当她们看到过去凶恶残忍的老板也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时，都高兴得呼喊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尤其是原华清馆的几个妓女更显兴奋。她们说：“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以后的路怎么走了。”

　　获得新生

　　在教养院里，教养员一方面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又着意培养她们的劳动观念，认识劳动光荣。因此，教养员们不仅给她们讲劳动英雄的故事，还经常请工人们到教养院，与学员们座谈，谈如今的工人如何处处受尊重。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开始锻炼。首先，自己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洗刷厕所，自己烧开水，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惯，努力适应新生活。

　　昔日的妓女们在教养院接受教育改造期间，如果想回家必须家里来人或当地政府来信证明然后才发给路费帮助回家。如果打算结婚的话，则须通过政府了解男方的工作情况及婚姻状况，还须双方同意，这才批准。如果有人要接走哪一个的话，那么他必须出具保证书，除保证她离开教养院以后或参加劳动或做家务外，还须保证她今后不再作娼；又须保证她的婚姻自由。如果是丈夫或未婚夫来领走哪一个人，则须检查他们是否有性病，并由教养院发给她出院证明书，还要发给她由医生签发的健康证明书。同时，教养院还要给她所去地方的政府寄去通知书，以便政府检查和监督执行情况。

　　有一个名叫巧云的昔日高等妓女，红极一时。在她从妓时，所接待的嫖客多是富商阔少。虽说吃、穿不愁，但受侮辱颇多。进入教养院后，在教养员的教育帮助下，转变较快，表现很积极，抢着干活，还率先揭发老板的罪行。离开教养院时，她决定嫁给一个农民，从事种地。她选中了郊区的菜农。男方40多岁，因无钱结婚，一直光棍一条。来自城市的昔日妓女走出教养院后，或进入城市被服厂，或进入地毯厂，从事手工业劳动。也有的在家度日，操劳家务。曾参加《千年冰河开了冻》等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除5人被选拔当护士外，还有2人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人考取西北艺术学院，还有21人进入卫生部防疫处防疫总队，到黄泛区去解除当地群众的病痛。

　　至于继续留在教养院里的昔日妓女，人民政府继续给予足够多的关心，为她们耗资购买织布机、织袜机82台，并建立起“新生棉织厂”，使她们工作有安排，生活有着落。

　　到1950年6月底，1316名昔日的妓女都有了新的生活。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因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的有62人，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的进了工厂。留下来的209人，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30多年过去后，这些曾在教养院里一起学习过的姐妹又聚在了一起。这些如今早已做了婆婆，当了奶奶的昔日烟花女，大多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其中，许多人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有的退休后还在居委会工作。一个60多岁的老人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要不是共产党救我们出苦海，哪还有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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