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拖欠工资，一位乡长去开出租车以养家糊口，这在中国并不罕见。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中国基层政权的乡镇，正背负着2000亿元庞大的债务。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乡镇经济的发展和基层政权的建设，也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专家指出，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体制上的改革。

　　粗略算计，中国乡镇在上个世纪末留下了高达2000亿元的债务窟窿。

　　河南四通镇除了党委书记和镇长，其他所有干部都罢工了，镇政府已经瘫痪。5月末，一位读者致电《新闻周刊》。

　　在这个地处中原腹地的小镇，镇党委书记雷伟否定了“罢工”的说法。他的说法是：请假的人在增加。为此，镇党委不得不打乱原有的工资结构，实施“基本生活费+出勤工资制”，规定请假一天，扣除10-15元工资。雷说，这是为了鼓励工作人员出全勤。

　　“不过我们已经整整半年没有发过工资了，一共拖欠125万元。”雷伟说：“四通镇还有500多万外债。”

　　设立于1987年的四通镇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这里交通便利，1995年，河南周口市委决定将四通列为“特别实验区”，不少企业来此考察投资。但在1998年前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四通开发区的企业生产大幅度滑坡。看到该地区停滞不前，周口市委撤消了四通的“特别实验区”资格。从此，四通走入低谷。也为今日的“财政危机”埋下伏笔。

　　雷伟说，这些银行和私人各占一半的外债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身上，让人情绪低落，无心就发展。

　　乡官：比杨白劳还苦

　　《新闻周刊》在一些省份采访时发现；沉重的债务。把很多乡镇负责人“逼迫”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有一位无奈地自嘲，“比旧时代的杨白劳还苦。”

　　坊间喜用两个未经证实的故事，来形容债务缠身的乡镇官员们的苦：安徽一位乡长不堪债务重压，跑到上海打工去了；河南一位乡长迫于债务难以跟“上面”交代，借了个出租车在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宁愿相信这两个事例的真实性，他们的理由是：湖南省个别乡镇1999年就“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如果上级让你去主政这样的乡镇，不许借债，不得换岗，你不出去打工，不开出租车，一家老小吃什么？

　　债务发展史

　　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近年来一直在跟踪调查14个省、区乡镇府负负债情况。他在概括中国乡镇政府负债整体状况时，用了四个字：普遍现象。一些省份的官员证实了他的论断。

　　1999年上半年，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对乡镇负债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让官员们大跌眼镜：全省2000多个乡镇，负债面高达88.2%。

　　雷伟:多重原因让四通镇负债累累。

　　丽水是浙江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审计部门对其194个乡镇赤字情况进行审计时惊讶地发现：有赤字的乡镇多达161个，覆盖面将近90%。

　　据陆学艺的调查，乡镇债务覆盖面最广的是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乡镇负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几乎没有不欠债的。

　　乡镇债务主要形成于1994年前后，此后呈逐年增长趋势。湖北省监利县的乡镇负债史比较清晰地诠释了这一趋势.1995年，该县30%的乡镇负债或收支平衡。到2000年，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

　　对一些乡镇而言，差不多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都是从哪里借来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部省份农委的官员，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清晰地显示了该省乡镇政府的债务来源：银行本息贷款12.76亿元，占总额的21.6%；信用社贷款本息5.52亿元，占9.3%，合作基金会贷款本息8354.8万元，占1.4%；单位贷款本息17.71亿元，占29.9%，个人本息贷款本息4.26亿元，占7.2%，其他应付款18.14亿元，占30.6%。

　　一位乡镇干部用“三个阶段”概括他所在乡镇的负债发展史：

　　第一阶段跟银行信用社合作基金会借，刚开始想到的当然是银行，借多了，银行惜贷，再找信用社，信用社差不多是‘自己’的吗。信用社抗不住了，就打合作基金会的点子。这一阶段占总债务的三分之一。

　　第二阶段跟单位借，银行等金融单位的路子死了，就靠面子找其他单位，或者是好的厂矿公司，或者是县里的其他日子好过的部门，这一阶段的借款占总额也有三分之一。

　　第三阶段，跟老百姓借，跟私人借。走到这一步委实是不得已，眼看我们的偿还能力萎缩为零。连单位都不借了，只好打起民间资本的工意。我们许诺的利息很高。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起初特别相信镇政府，又说是高利息借钱，他们忙不迭地送钱到政府，有的还托人找关系借钱给政府。这个阶段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欠债合在一起，占总额的三分之一。

　　隐性债务

　　2001年1月15日，春节前夕，黄山脚下的屯溪区黎阳镇给干部职工人均发放了1000元的奖金。消息甫出，闻者无不动容，特别是在乡镇政府“混饭”的人。

　　1000元奖金的轰动，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乡镇普遍拖欠工资，对乡镇干部来说，最大的福音莫过于按时按量领取工资，哪敢奢想什么奖金。

　　“拖欠工资，也是乡镇政府的欠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一位专家强调说：“乡镇政府的债主，不仅是和他们有借贷欠款关系的银行单位或者个人，还有向它们领取工资的干部、职工、中小学教师。之不过前者是‘外债’，后者是‘内债’。”

　　据悉，一些部门在统计债务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块。

　　有关人士透露，河南省90%的乡镇拖欠干部职工工资，有的拖欠一年以上。湖南中部一乡镇2000年只发了3个月的基本工资。

　　机构改革之前，湖北襄樊市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达6.8万人，每个乡镇平均达486人。如果按人均年经费8000元算账，河南省和湖南省的少数乡镇，一年下来，欠干部职工的“工钱”，将近400万元。

　　一些地区的乡镇政府，拖欠的中小学教师的“工钱”，大大超过干部职工。一个人口3、4万的乡镇，教师人数往往是干部职工的3、4倍。这个数字来源于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他说：发不出教员工资的乡镇达到60%—70%。

　　乡镇政府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1994年开始，乡镇教师的工资改由乡镇财政解决。自那时起，拖欠教师工资就成了中国一些传媒上经常可以看到的新闻。2000年教师节，一条“表扬新闻”曲折地暴露出拖欠教员工资已是何等严重：苏北一个县拖欠教师工资2500多万。为了老师们能在他们的节日里有一点安慰，该县拍卖了部分乡镇的小轿车。

　　总债务：2000亿左右？

　　中国乡镇政府到底欠多少债务？

　　199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年内对1998年底以前乡村两级自身的各种债务、债权和担保形成的各种债务进行一次彻底清查。

　　清查结果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新闻周刊》从权威途径获悉了三个省份的数字：

　　湖南省乡镇负债总额为85.4亿元；

　　浙江省乡镇政府负债36.4亿元。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乡镇政府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欠下的债务。

　　安徽省乡镇债务总额为59.23亿元。

　　专家说，剔除2000年以来的债务增长，按照湖南、浙江、安徽三省截至1999年底的负债总额进行匡算，平均每个省60亿元。

　　以此推算中国乡镇政府负债总额，与农业部已经离休的司长郭书田对《新闻周刊》透露的数字大体相当：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1999年前的数字。目前的负债总额具体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下达后，一些县市作了消赤减债的努力，虽然效果不大，但应该可以削减一些债务。

　　颇具此消彼长意味的是，1999年后很多乡镇的负债数字还在增加，因为银行利息和民间的高利贷并没有停止它们的“滚雪球”运动。譬如湖北省棋盘乡，债务月利率高达15‰。乡级负债每年增加的数字是：150万元左右。

　　一增一减。专家估计，当前的保守数字在2000亿元。(本刊记者/章敬平《中国改革报》记者/章青松)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短信发送，浪漫搞笑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