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礼，满族，1953年出生于辽宁岫岩。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从事过高分子催化剂的结构与物性、有机化合物的X—射线晶体结构、分子力学和导电高聚物的EZAFS等研究。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到纳米科技的重要前沿领域———扫描隧道显微学的研究。研制成功扫描探针显微镜（SPM）系列。带领科研人员利用SPM系统地研究了一些有机和生物材料的表面结构和性能，并在纳米科技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等多个奖项。所著《扫描隧道显微术及其应用》获1993年中国图书奖和1995年中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共出版10本中英文专著，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专利5项。

　　8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民族从积弱积贫、饱受列强欺凌中站了起来，终于走上了一条奔向社会主义强国的康庄大道。作为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我从接受教育起，就明白了这一道理。并在党的哺育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是在“科学的春天”里，从动乱的辛酸中，重新拾起久违的书本，步入科学殿堂的。1974年，我以一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当时，我因工作努力、表现突出而受到内蒙古建设兵团所在连队的多次嘉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抱定了献身科学的决心，并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但是，在“文革”期间，大学的求学生涯远非今天这般容易。由于极左路线盛行，许多专家、学者不是蹲牛棚，就是接受“改造”。因此，那时的大学校园里，老师不敢教，学生也不太敢学。尽管我对科学知识十分着迷，但也只能暗地里学。

　　在大学期间，我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老师留的作业我按时完成，老师没有留的作业我亦争取做完。由于刻苦努力，我的成绩始终很好。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极大地调动了全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埋在心里的科学知识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我顺利考取了中科院化学所的研究生，在攻读完硕士、博士学位后，我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我的求学生涯。

　　在国外学习期间，报效祖国的信念一刻也没有忘记。其中最为难忘的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却没有一篇来自中国的文章。在会议上，我与美国同事合作的研究论文被列为大会报告，但报告只能代表我正在工作的美国单位。当时，科学院已同意延长我在美国的工作期限。但早日回国去，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突然变得那么强烈。因此，我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在还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科研与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和没有完成学业的妻子一起，于1987年如期回到了中科院化学所。

　　回国创业的历程是艰难的，但我能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从自己的工作中总能深深体会到党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在我归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科院党组为弥合10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陆续推出了对青年科技人员倾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专业技术职务的特批制度，院长基金，青年科学家奖等等。所有这些，为青年科技人员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十多年来，各级部门的领导视察过我们的实验室，倾听我们科研人员的心声，并对我们的科研工作给予很多的关怀。我的研究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急需一笔科研经费，是院长基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下，我的科研工作进展顺利，并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1993年，我争取到了我们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机会。面对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当我宣布大会开幕时，眼前又浮现出参加美国那次国际会议的情景，心中涌动着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无比自豪感。会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了与会部分中外科学家，还谈起了1992年初到我们实验室视察的情景。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备感激动。

　　时代创造了个人发展机遇，党和国家成就了我们的现在。1990年，我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7年，我又当选为党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党和国家给予我的众多荣誉面前，我始终认为我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是在科技工作者能够充分展示才华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作为一名工作在科技战线的共产党员，我将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毕生的力量。(白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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