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访（记者洪梅芬）91岁的王尧山，慈祥地端坐在病榻边的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这位将一生都贡献给党的革命老人，说起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下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的经历，思绪万千。

　　“这是我一生革命征途中最难忘的历程”，王尧山缓缓回忆说。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前，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都设在上海。到了1934年，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撤退到苏区，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支部几乎全部遭到破坏。

　　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有城市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到国统区各重要省市恢复重建党的领导机构，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抗日新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任务，“那是1937年6月下旬，装扮成商人的刘晓夫妇，在秘密交通员熊志华的护送下抵达上海，在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迎接下，住进了约定的接头地点———福州路老振华旅馆。第二天，冯雪峰到旅馆与刘晓见面。第三天，冯雪峰陪刘晓到上海临委书记王尧山家接上了关系（注：1936年底，冯雪峰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直接受冯雪峰的领导）。”老人对这一段历史记忆犹新：“当时，刘晓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枣园为他饯行时语重心长的嘱咐：‘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地下工作也要作长期打算，不在一时一事上与敌人计较长短，地下工作要善于积蓄力量，学会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党的秘密工作不是关在房子里，关在机关里，而是要隐蔽在群众里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刘晓化名“刘巽斋”，在威海卫路静安别墅安了家，并在上海大报上刊登了“刘巽斋与张毅结婚启事”。第二年9月，刘晓又化名林庚汉，在进步人士沈体兰当校长的麦伦中学任高中教师。这样，他在上海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职业。

　　刘晓到沪后的首要任务是着手建立上海党组织领导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王尧山协助工作，冯雪峰的工作重点转向中共上海办事处，协助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和文化界的工作。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上海各界著名爱国民主运动领袖发起成立的各界救国会，是群众救亡运动中最有威信的团体。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救国会的活动“禁止与打击”，公然逮捕救国会7位领导人，救国会活动变为“非法”。中共上海三人团立即作出实现群众工作策略转变的决定，要求：充分利用共产党在救国会群众中的影响，将各界救国会扩大改组为公开的各界救亡协会；新组建救亡协会应主动邀请国民党代表和上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理事会并向社团局登记，成为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切实加强共产党对各协会的领导。

　　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83人当选为理事。这个由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员参加的社会团体，很快得到市社会局的核准。文协内90％以上的成员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文协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影响和推动了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学社界、工人界救亡协会的建立。党领导的各界协会组织群众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救护队、宣传队、慰问队、战地服务队等，与前方将士共同谱写了上海军民“誓死抗战到底”的动人诗篇。

　　王尧山告诉记者，中共上海三人团是为重建中共在上海的省市一级组织做准备的过渡性领导机构。11月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军委书记。

　　中共江苏省委坚持越公开越秘密的白区工作原则，要求每个党员都有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和身份，扎根在群众之中，便于隐蔽，长期埋伏。当时，刘长胜的公开身份是荣泰烟行小杂货铺的老板。王尧山夫妇在永嘉路开了一家文具店。沙文汉则依靠丈母娘作掩护。省委开会就在各人家里。刘晓、刘长胜和王尧山还借去夜校读英文的机会，经常接头商量工作。

　　王尧山感慨地说：当年，党员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既要处处群众化，又要有精湛的业务水平、优秀的学业成绩，还要关心他人、热心社会工作，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发挥作用，更有效地贯彻党的主张和决策。

　　王尧山深有体会地说：从抗日战争一直到上海解放，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始终没有遭到破坏，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除了党的组织基础可靠外，主要是靠党中央关于城市地下党斗争路线方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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