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访（记者缪毅容）历经56年的风风雨雨，民主建国会成立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会员董幼娴如今已是八旬老人。作为最早参加民主建国会的会员之一，老人感慨地对记者说：引导我踏上民主之路的是共产党人。

　　1943年，大学毕业的董幼娴进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担任副科长。在研究处负责人施复亮先生的带领下，董幼娴参加了各界上层人士聚会的组织“星期五聚餐会”，不仅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还聆听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作的报告。他们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以及对中共政策的阐述，使董幼娴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

　　正是在聚餐会上，董幼娴结识了女地下党员罗叔章。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某制药合作社的经理，她像大姐姐一样，十分关心董幼娴等青年人的思想，不断把有关延安方面的消息告诉董幼娴，使董幼娴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宣传，并开始向往延安，投身革命。那时，孙炳文烈士的儿子、孙维世的胞弟孙民世正被国民党外事部门开除，无家可归，董幼娴便把他接到银行宿舍，负担起他的生活。几个月后孙民世与在延安的母亲和姐姐联系上了，准备去延安。董幼娴遂与他一起去见郭沫若和冯乃超，询问赴延安之事。郭沫若听说董幼娴也想去延安，就劝她：“你就不一定要去了，留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于是，董幼娴便留在了重庆，在施复亮、罗叔章等人带领下，在工商业者中开展民主活动。1945年12月，在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的倡议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了，董幼娴成为民建第一届理监事之一。

　　“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参加民建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并在《新华日报》上报道了民建成立的消息。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不承认民建，它所控制的报纸没有一家对民建的成立作报道。”董幼娴老人对记者说：“国共两党泾渭分明的言行，让民建会员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共产党政治协商的治国方略。从此，民建高举民主建国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和平民主。”

　　董幼娴至今还对当年曾震惊国内外的“沧白堂”、“校场口”事件记忆犹新。1946年1月，各界人士在“沧白堂”举行报告会，董幼娴担任纠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在场内敲小锣、丢石头、乱叫乱喊，对报告人李公仆、郭沫若尾随谩骂的恶劣行径。2月10日，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又乘机捣乱，打伤了包括施复亮、章乃器两先生在内的60多名与会者，酿成“陪都血案”。经过这两次事件，董幼娴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并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联络群众、孤立反动势力的工作。不久，董幼娴接受罗叔章的嘱托，承担起重庆中央公园托儿所的工作。

　　解放后，董幼娴来到上海，成为市财经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并兼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处副处长。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很多工商业者对上海的前景持观望态度。“为了上海的稳定，财委的领导夜以继日地扑在工作上。他们的精神让我十分感动。”谈起这些老同事，董幼娴言语中充满了敬佩之情：“在他们指导下，我积极参与组织民建会员及著名工商业者的家属学习党的工商政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人心。”从1956年起，董幼娴专职从事民建会务，协助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如今，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关心着国家大事。她说：从民建成立的那刻起，我就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团结各党各派力量，领导中国走向新生。建国后，目睹国家的巨大变化，我更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我跟定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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