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绝症少妇“代夫征妻”的新闻连同广告一并在本报登出，少妇杨福兰的四哥和本报记者站接到许多热心读者打来的慰问电话，更有3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已表示愿意应征。杨福兰表示，愿意见见这些应征者，并跟她们交朋友。一度被蒙在鼓里的丈夫钟水生得知此事后眼噙热泪，他说：“我不会去跟应征者见面，我觉得她的病还有希望，我相信奇迹！”

　　昨天，杨福兰准备去广州接受化疗，因医院没有床位而临时取消行程。于是，本报记者陪同杨福兰从深圳返回其在沙井的住处。杨福兰与丈夫钟水生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简陋宿舍里，一台54厘米的旧电视是唯一值钱的家当，在木板做的简易隔墙上，女儿用粉笔留下的涂鸦还刻意地保留着。为了不让孩子伤心，杨福兰正尽力疏远已送回江西老家的儿女。为了治病，杨福兰一家卖掉刚刚盖好的房子，还欠下一屁股债，她说：“实在不想再拖累丈夫和孩子了！”

　　3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应征者都非常关心杨福兰的病情，希望可以帮助他们一家。杨福兰的四哥杨福平代表妹妹，与应征者通过电话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并会择日面谈。其中一名应征者明确表示，愿意同时照顾病中的杨福兰。杨福平说，之所以代表妹妹接电话，是怕妹妹伤心，“每接一次电话对她都是一次打击”。

　　被病痛折磨得异常虚弱的杨福兰平静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她说，如果可能，要见见那些应征者，她希望应征者与丈夫在性格上合得来，并善待两个孩子。钟水生提前一天得知妻子要代他“征妻”的消息，十分震惊，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但他觉得，如果妻子因此可以放心养病，就尊重她的意见，但决不会去见应征者。

　　“代夫征妻”的奇闻并没有让读者困惑，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杨福兰赞不绝口，广东各地、甚至远在辽宁的读者都打来电话，向杨福兰推荐名医、秘方。一位读者致电杨福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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