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前排左六）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949年7月，毛泽东同周扬（左二），沈雁冰（左三），郭沫若（左四）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台上。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右为茅盾。

　　1996年12月16日，江泽民接见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与优秀的中国文学主潮风雨相随，影响并领导了文学的演进。党进行的辉煌壮丽的中国革命，也铸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壮丽辉煌。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文艺主潮始终与社会进步共搏动、相呼应，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风展红旗，创立丰碑，党的领导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党通过《先驱》、《中国青年》、《觉悟》等报刊，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根据高涨的革命形势需要，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蒋光慈等发表不少文章，倡导革命文学，并就有关革命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倡导，影响了进步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并推动了他们参加革命实践。20年代初期，成仿吾、茅盾明确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在此时也开始注意到“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这一重要问题，郭沫若连续著文，号召革命文学家深入到“革命的漩涡中去＂。这表明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文学倡导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建立革命文学，是共产党人、新文学作家的共同要求。

　　革命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在1928年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新文化阵营激烈分化。上海聚集了一批参加过革命实践活动的作家，加上从日本等地归国的激进青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提倡能推动政治上的持续革命。革命文学倡导者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李初梨等是急先锋，他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文学。

　　革命文学创作也取得一定成绩。早期主要是革命歌谣，《劳工记》、《颈上血》、《田夫快醒悟》等歌谣，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战斗作用。蒋光慈1925年出版的诗集《新梦》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先河。1928年后，革命文学创作有了进一步发展，郭沫若的诗集《恢复》，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党的关怀、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不断扩大，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新趋势和前进方向。

　　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

　　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联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左联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的斗争。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人的出现，标志着初期革命文学时代的结束和左翼文学的向前发展。他们的努力，扩大了文学创作题材，特别是工农生活和革命斗争的题材大为增多。茅盾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子夜》开创的文学范式，不仅成为左翼文学的主流，而且代表3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新的发展水平。此后，不少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走出一条新现实主义之路。

　　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田汉、洪深、夏衍的剧作，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抗战小说等。

　　在《讲话》指引下的工农兵文学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论是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讲话》一直是中央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讲话》最核心的问题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让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毛泽东站在政治的高度，将文学看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为此，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强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讲话》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但也没有忽视对文艺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的尊重和强调。他提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指明“ 我们要求的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等。《讲话》正确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

　　《讲话》发表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涌现大量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重要题材的文学作品，革命文学前所未有地发挥了直接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巨大作用。《讲话》发表以后的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小说，《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等秧歌剧、新歌剧、话剧，《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长篇叙事诗，都在工农兵形象塑造上展示新貌。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工农兵文学也取得新的成就。

　　黄谷柳的《虾球传》，1947—1948年连载于《华商报》，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深受读者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

　　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实现了“大会师＂。大会确立了建国后文学的新格局，解放区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被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开始建构，党从思想到组织，继续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新中国诞生，红旗飘飘、豪情满怀，诗歌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欢乐主旋律。郭小川、臧克家、田间、阮章竞、邵燕祥、未央、公刘、贺敬之、李季、闻捷等创作了一批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情感色彩的时代诗篇。小说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创作形成高潮。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描写革命风云，展现时代风貌，影响很大。而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在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居于首位。当时还形成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不同的创作群体：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和柳青等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是五六十年代农村变革题材作品中的经典；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从4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散文作家秦牧，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著有《贝壳集》、《花城》等多部散文集，至今还葆有其艺术生命力。

　　“双百”方针的意义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双百＂方针，受到热烈欢迎和拥护，文学顿显生机。文艺理论批评空前活跃，出现一批思想解放，有创见的文章。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等，对解放以来文艺领域中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与此相呼应，文学创作出现新气象。从1956年到第二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孙犁的《铁木前传》，宗璞的《红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老舍的《茶馆》等发表。这些作品，或“干预生活＂或开掘情感，显示了探索的勇气。

　　思想解放的潮流

　　1979年10月至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历经十年浩劫后，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和文艺复苏。特别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大会做的“祝词”，具有里程碑意义。“祝词”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并重申要继续坚持“双百”方针。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阐明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过去的“为政治服务”，表明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的重要调整。

　　80年代沸腾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文学迎来了艺术的春天。文学观念、审美追求、艺术手法、文体形式等发生变革。探索、创新成为文学界普遍的强烈意识。新时期文学创造了“五四”之后又一个十年的辉煌。诗歌创作中，复出诗人、朦胧诗人和新生代三代诗人，艾青、公刘、牛汉、绿原、辛笛、陈敬容、北岛、舒婷等，形成一股诗歌的热潮。小说创作，出现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和新潮小说。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较早揭露“文革”的历史创伤。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描写改革问题受到重视。王蒙的《蝴蝶》、《春之声》、《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以及从维熙、梁晓声、冯冀才、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都赢得了较高声誉。另外，戏剧，特别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也引起关注。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引人注目，姚雪垠从60年代开始创作的长篇《李自成》长达350万字。

　　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

　　9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和社会转型，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趋向。党审时度势，注重引导主流文学健康发展。江泽民提出文艺创作要弘扬主旋律，“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重申文艺“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党和政府还通过设立“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大奖，鼓励文学家汇入时代洪流，投身伟大事业。文学创作得到进一步繁荣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统计表明，中国作家协会1949年仅有会员401名，1999年达6647人。以长篇小说为例，1919年到1949年出版总量为1200多部，而1955—1999年每年平均出版500部以上。诗歌创作90年代也很丰富，新旧体诗词每年有70000多首发表。中国文学经过近百年的风云激荡，终于进入一个万紫千红春满园的新时期。

　　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是90年代的重要作品之一。广东作家刘斯奋以丰厚的学养，“以史笔写诗魂”，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视角，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创作。

　　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和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优秀的作品来讴歌和颂扬。党在各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给中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肩负的历史职责和神圣使命，从而推动党的文学事业沿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不断发展、繁荣。陈希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短信发送，浪漫搞笑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