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的一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住宅区内，笔者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一幢极其普通的住宅楼里找到了本文的主人公：张泽宇先生。有趣的是，笔者在打听张泽宇的名字时，大部分人都熟悉他，都知道这个“经常打官司”的导演。

　　张泽宇，祖籍山东，上个世纪40年代生在辽宁，在东北读小学，后来随父亲到上海读中学。1961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大学毕业后，就上山下乡，进干校，耽搁了最佳的工作时间，拨乱反正之后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现在兼任多家证券公司的高级顾问。

　　“我现在倒成了业余导演，专业法律人士了。”张泽宇自我解嘲，他很健谈。

　　“第一个官司赢得太艰难了”

　　作为北影导演，自然少不了拍片子。《警界英雄》、《金陵之夜》、《遥远的驿站》（曾获1994年“五个一”工程奖）等几部片子都是张泽宇的作品。让张泽宇耗尽8年心血的官司正是这部在1983年拍摄的影片———《金陵之夜》，这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一辈革命家钱壮飞英雄事迹的影片。当时，有关人士跟北京电影制片厂商定要合拍这部影片。由于制片的主要负责人是北影的导演，而且当时敲定在导演署名上要署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张泽宇。但令人奇怪的是，电影刚拍竣，就谣言四起，说在某地拍摄实景时张导演作风有问题，于是张泽宇的名字便从影片上消失了。

　　“我当时是异常地气愤，他们这一来不仅把我的名字给‘涮’了，还给我扣上了一个不清不白的帽子。”说起当年的冤屈，他仍是满脸的愤怒，“为了争一口气，也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首先是通过关系去找这位人士，希望达成和解，可人家不理。后来我又通过行政手段，但这些都无济于事。1983年底，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他接着又感慨地说：“当时真的是比较艰难，我甚至得罪了我们单位，因为我把我们单位当成被告了。所以当时的压力也很大，厂领导都劝我，不要打官司了，有什么条件可以谈。亲戚朋友也劝我，而且当时社会上反响也很大，但是，我顶住了。

　　“1984年，我国还没有著作权方面的法规，这场官司是以《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来起诉的。这是全国第一例著作权方面的案子，在当时十分罕见。因为那时人们普遍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就连法官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受理该案子的法官甚至还劝我撤诉。当然，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该案还是于1984年夏公开开庭审理了，1993年，法院将判决结果送达到我手里。我胜诉了。”随即，北京各大媒体以《张泽宇推动了著作权立法》等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由于这是第一例著作权方面的案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著作权法规的立法进程。

　　“这个案子耗了我八年多时间，其中的曲折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了。”张泽宇感慨地说。

　　“第二个官司要继续打下去”

　　采访中，笔者与张泽宇谈得最多的是前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纪念毛泽东金表”案。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93年，上海手表厂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制作了一款钻石金表。广告上声称此表“镶满300余颗名贵的奥地利钻石”、“表壳表把均包24K金”，“限量发行9999只”等。男表售价8800元，女表售价7800元。

　　“当时，出于对伟人的尊崇和缅怀，也为了给后代留一份财产，我和妻子也买了两块。”张泽宇平和地说。“那你又是怎样发现表是假的？”张泽宇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1994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回上海看望我母亲。无意中看到《新民晚报》登了一条读者来信，说上海手表厂生产的纪念毛泽东金表有假。回到北京后，我马上把表送到地矿部检测中心（现为国家珠宝检测中心）进行鉴定，结果令我们不敢相信：居然广告上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件事给我们的打击太大了。纪念我们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敢如此造假！这真是我们的耻辱，而且影响极其恶劣。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刚生效（1994年元月1日起生效），气愤之余，我找到一个在中国质量协会工作的朋友，让他以该会的名义到各大商场去登记购表人名单，然后我们联合新闻界的朋友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第二天，北京市的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于是，知道的消费者全都过来了。”

　　随后，全国各地的购表者都陆续发现上当了。对表进行质量鉴定的结果是：该表乃“假冒伪劣”、广告不实，有欺诈行为；而且据统计，该表实际上销售两万多块，上海手表厂、经销商共获表款1亿多元。于是，全国各地主要是北京、上海、昆明、哈尔滨、南京等地的消费者纷纷起诉厂家或者经销商。在这其中，以北京市的集团诉讼最为注目。北京消费者以“华时集团等六家经销单位做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为由将其推上法庭。

　　“在这其中，哈尔滨的一位消费者往返上海多次，起诉上海手表厂均没有成功，结果这位消费者还没有等到终审判决就去世了；北京有一位在钟表名店工作了近50年的老工人的儿女为表孝心，在他70大寿那天送给老人一块此款手表，谁知竟然是一块假表……”

　　1995年12月8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华时集团等六家经销单位所售手表与广告上不完全相符合，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被告应该接受原告退表，并返还表款；同时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男女表分别为3000元和2700元。

　　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将人造钻石说成钻石是钟表业界的通行做法”。2000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华时集团等六家经销单位应当适当降低纪念金表的售价，在扣除成本后，将销售、经营纪念金表的部分利润退还给消费者。其中男表每只1000元，女表每只800元。此判决书在今年4月份陆续送达到各消费者手中。

　　“目前，我们对此案一审和二审判决内容有如下认识：一审是在认定经销商金表广告为虚假广告基础上作出判决的，二审是在认定销售商广告属于用词模糊基础上作出判决的。”接到终审判决书后，张泽宇等部分消费者又进行了协商，认为终审判决认定广告词模糊，给消费者造成了误解，那么，不退表从哪里体现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平等、公平？消费者所列举的证据事实都是清楚的，依据法律规定，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接着，张泽宇指着客厅书桌上的一大堆材料对笔者说：“我们的证据和相关材料码起来至少有一米多高。我们的律师已在积极准备材料，将选择合适时机继续申诉。”

　　由于张泽宇是原告诉讼代表人，他为此事前后奔波了七年，前前后后请专家开了6次座谈会，光差旅费就不下3万元。而这些全部是他自己垫付。而且61类、152项的证据、证词都被张泽宇分门别类地详细整理出来了，不少法律界人士感慨：你做得这么细，连我们都还达不到你这种水平。“有信心继续打这个官司吗？”

　　“当然了，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证据，我相信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我们。”他语气坚定，“不过，年龄不饶人啊！”

　　“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我的动力”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许多亲戚朋友都劝张泽宇不要去打这种很棘手的官司：有这个必要吗？全中国又不是你张泽宇一个人有这种冤屈，况且打这种官司又费力不讨好。除了夫人和女儿，大家对他这种行为都很不理解，有的朋友甚至因此而疏远了他。

　　“你觉得这样打官司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当笔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张泽宇毫不犹豫地说。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让他沉思良久：“要说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能是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至于考虑自己从没有想过，只是不想让那些人给中国法律抹黑，我只是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而已。当然，在这其中，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也是我始终充满信心的动力之一。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支持正义的，正义最终必定战胜邪恶，这是我坚持把官司打下去的最大动力！”

　　说到这里，张泽宇一脸凝重：“也可以说我是忧国忧民吧。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有几个很基本的条件：首先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是要人民能真正当家做主。人民怎样当家做主？必须有法律的强大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正直的公民，我们不能容忍有些人给法律抹黑。遵守、维护法律的尊严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公民不遵守法律，不维护法律的尊严，那么，怎么才能谈得上是依法治国呢？” （黄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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