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市报今日推出的专题报道————“不同年代的共产党人”,记录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世纪一代代普通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无论是戎马生涯的老八路,还是三尺讲台上的老教师,无论是舍生忘死的公安战士,还是英姿风发的青年学子……年代虽不同,但“共产党员”四个字却让我们感受了一种追求,一种精神。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书写、延续着党的历史,塑造着党的辉煌……

　　三十年代 岁月沧桑生命如歌

　　———访老党员张光昭

　　87岁高龄的遵义师专离休老干部张光昭,是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

　　1935年,红军来到遵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武装工农群众走革命道路。红军离开遵义后,遵义进步青年杨天源、谢丰、黄颖、陈沂等20余人于1935年7月在遵义县火烧舟(现新舟镇)李家坝小学内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同盟”,当时年仅21岁的尚嵇青年张光昭也在其中,成为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成立后就回到遵义开展革命工作,这是遵义最早的青年进步团体。同盟会在遵义办了一家“黔北书店”,借此开展革命工作,书店是同盟会会员每人出银元一块建成的。杨天源、张光昭家景殷实,每人捐了20块大洋。同盟会大多数成员以后都加入了共产党。杨天源成为1935年12月成立的中共遵义县委第一任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光昭同一批遵义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经成都准备去延安。在成都,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安排张光昭等人留在成都,建立了“成都群力社”,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由于张光昭工作出色,经党组织考察合格,1938年7月,由游凤棋同志(解放后曾任贵州省轻工业厅厅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下半年,张光昭调任四川苍溪县委任宣传部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历任阆中、南部、苍溪、绵阳、三台等县委书记,后任三台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组织川北地下斗争工作。当时地下斗争环境非常艰苦,国民党汉奸特务见到单身男子,不问青红皂白就抓。为保证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许多革命者假扮夫妻作掩护。组织上了解到张光昭自1934年完婚后一直在外为革命奔波从未回过家,1941年,经川北工委决定将其妻黎盛莲从遵义尚嵇接到三台县,配合张光昭开展革命工作。为革命奔波多年的张光昭终于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独山,党中央要求加强敌后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南方局决定让张光昭回到遵义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行前,南方局领导王若飞、荣高棠找他谈话,告诫他一定要克服困难组织抗日武装。同时交待张光昭回遵后与赖映棠、李晨联系,联络暗号就是“高棠”。由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遵义抗日武装没有组织起来。

　　多年来,张老始终记着一个党员的职责,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

　　四十年代 党指挥枪无往而不胜

　　———一位老军人的回忆

　　记者偶然与一位老军人谈起“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部队”的话题时,老军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把支部建在连队,党支部起到重要组织作用,严密的思想工作让战士知道为谁而战,战士们才有顽强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

　　老军人就是贵州省军区离休老干部李玉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岁的日子里,这位79岁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脸上总是洋溢着欢乐的神采。

　　1922年,李玉柱出身在山西省离石县霍家塔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7年,红军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在晋西北一带扩军并打垮了国民党部队,赶走阎锡山。李玉柱正值16岁,亲眼看见了共产党部队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部队住进群众家后的“三不走”纪律:“院子不干净不走、水缸不满不走、门板不上好不走”。李玉柱认识到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于1939年1月毅然离家加入了八路军,正式入编陈士渠支队游击二大队八连,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李老至今记得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那是1940年1月,部队已挺进山东,在一场战斗后的夜晚,连党支部委员、班长崔奴保、副班长刘国荣找李玉柱谈话,谈了李入伍后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认识。李老顿时感悟到一个重要的时刻来临了。自加入革命军队以后,知道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渴望能加入党组织。那一晚的谈话令李老激动得彻夜难眠。几天后,李老填写了入党申请表,从此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在小马庄,李老所在部队与国民党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老主动要求参加30多人的突击队,国民党部队防范严密,占据险要地势修了无数碉堡,两个壕沟阻挡部队前进,身边战友死伤无数,队长叫道:“党员跟我上。”当听到党员两个字时,就有一种勇气,十多个党员分担了攻击目标,身上捆了几颗手榴弹,连滚带爬,手脚磨出血,当接近目标时,李老把两颗一组的手榴弹扔进敌人碉堡,看着一个个碉堡开花冒烟,大部队冲上来时,李老却负伤流血过多倒下了。

　　李老沉浸在战争的回忆中,显得有些激动,他自豪地说:“我们八路军用的是小米加步枪,打垮日本、打败国民党机械化军队,其主要原因是有共产党领导,党支部建到连队,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跟党走,就不会迷路。

　　五十年代 难忘当年下农村

　　这张照片是1977年11月,时任金沙县委书记的管绍周参加九里茅岗大会战时照的。那时,金沙县委组织两万民兵,用40天时间,削平了九里茅岗大小山头98个,造出大寨式水平梯田3300亩。早晨,天蒙蒙亮,民兵们扛着锄头、挑着撮箕,背着背篼、推着小车向各个山头进发。砍灌木、锄荆棘、开山造田。开始几天,人一钻进山里就不见了,渐渐地,茅草割去了,灌木砍光了,举目一望,90多个山头上红旗飘扬,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工地上高音喇叭喊着口号“要把千年沉睡的九里茅岗,变成社会主义的万石粮仓。”那个场面可真叫火热!

　　翻阅一张张略显泛黄的老照片,老管来了精神,在记者的询问下,情不自禁地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1978年,金沙县里成立了制种指挥部,学习湖南种植杂交水稻的先进经验,决定在平坝地区培育1300亩杂交稻种。当时从温室育秧到移栽到田里,指挥部领导、技术干部们吃住在农村。水稻的父本移栽到田里后不久,发生大面积虫灾。县里紧急动员,干部们背起背包,下到田里喷药杀虫。后来,大伙又采取深灌、施肥、割根、拔苗等方式控制母本生长速度,以保证能够正常授粉。那时每天有两三千人在田里忙碌。后来,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了,最多的一亩试验田产粮1600多斤,袁隆平还专程从湖南来验收呢。

　　1977年11月15日,县水电局报道,金沙菁河水库冒浑水。老管来到现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从粮管所调来五六千条麻袋,组织数百群众抢险。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将送物资的拖拉机留下来,利用车灯照明,请来的潜水员探明水库的土质大坝出现管涌。于是老管边安排水库泄洪,边组织群众用麻袋争分夺秒地装土,填到大坝的窟窿里,省、地区水利部门的专家也闻讯赶来。第二天天麻麻亮,大坝有三分之一突然下沉。幸好当时水库的水已经排得差不多了,保住了相邻地区大片良田。老管说,可惜当时我们没有摄像机、没有照相机,不然的话那抢险场面拍下来相当精彩。

　　年近七旬的老管已有近50年党龄,跟随共产党走了大半辈子。老管1953年初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永远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同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毕节地委机要科副科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毕节县委副书记、毕节地区农业局长、金沙县委书记、毕节行署秘书长、毕节行署副专员、省乡镇企业局局长等职务。

　　六十年代 牢记党员本色

　　1941年,袁克明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他是家中老大,解放前一家人就靠着给地主家种地生活。因为家庭困难,他在11岁时才上小学。1960年他初中毕业时,正值部队在曹县挑选飞行员,他顺利地成为了两名幸运者之一,光荣地穿上了军装,进入航校学习。

　　“60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在学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做好事。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是热情高涨,到车站打扫卫生,清扫街道,搞义务维修,没有觉悟高低的问题,就觉着那些都是你该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雷锋的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首往事,这位年逾半百的军人不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1965年,袁克明已成为一名空勤机械师,被海军飞行学院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5月,袁克明加入了海航军代表队伍,分配到了贵州镇宁县境内的一家军工厂当军代表。同年9月,他动员爱人带着母亲和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到大山里落了户。祖孙三代挤在18平方米的小屋里,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默默耕耘在海军装备建设第一线,无悔无怨。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他一个人担负着十多个工厂的订货任务,有时骑着自行车奔波20多公里,去工厂验收产品,就连拉煤的拖拉机、老乡的马车、邮递员的摩托车他也搭乘过。

　　80年代,走上领导岗位后,他组织军代表学习、整理技术材料,努力提高科技工作水平。他在一些专业杂志上陆续发表了10余篇技术论文。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在1987年、1990年两次荣立三等功。1992年被评为海航优秀科技干部。

　　在坚持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他几十年没有间断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始终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前些年,老袁先后被海航、海军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拥政爱民模范个人。1998年,老袁退居二线,2000年光荣退休。本来可以在家颐养天年,老伴也时时关心他要多注意身体,但他仍然闲不住,看到单位人员少,主动帮助单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正如他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不能变。

　　七十年代 党的关怀助我求学

　　顺着狮子路长长的斜坡,我们来到贵阳市文联退休职工邓星荣的家里。沏上一杯清茶,我们听他娓娓道来。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具体到我走过的道路,就是没有共产党我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生命繁衍,没有生存延续……所以,从戴红领巾之时,心底就萌生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的期盼。

　　“1977年我入党的宿愿实现了,然而期盼入党的念头却要追溯到苦难的少年时代。我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秋天,天旱绝收,一天上午,饥饿的肚子指使我加入到逃荒者人流中,向地主富豪的粮仓涌去吃大户。狡猾的地主富豪把谷子埋在粮仓最底层,上面盖的尽是谷壳,累得我汗流浃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刨得升把谷子与谷壳混杂物,回家时,天已黑尽。

　　“小学毕业之后,我心想这辈子只能和泥巴打交道了。可恰在此时,‘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大地。我参加乡农协会领导下的儿童团,站岗放哨,查封地主富豪隐藏的粮食。我同伙伴爬在地主富豪桔子园的桔树上吃桔子,那头一次当主人的心情让人永世难忘;全乡当众分发地主富豪的浮财,我虽然分得一件女式夹衣,但穿在身上却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喜悦之情,在那之前我还未穿过沾棉花的衣服呵!

　　“一个惊喜的发现,成了改变我命运的起点。一天,我看见场坝戏台子墙上贴着一张县立中学的招生布告,上面说:家庭贫困的学生,国家有人民助学金予以帮助。我急忙跑回家告诉爷爷(父亲病逝后,我和爷爷一起生活)我想到县城去读中学。

　　“不等我说完,爷爷便打断我的话,‘你不要做梦了,从前陈胖子儿子在县城读书,一年有多少长工挑米去?我们全家即便当菩萨不吃不喝也供养不起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吧!’我又鼓起勇气告诉爷爷:布告上说家庭贫困的学生,学校有人民助学金帮助。你让我先去考,录取了,又有人民助学金,我就去读。

　　“爷爷觉得我说的话合情理,便答应凑5升米做盘缠,让我去相隔40里地的县城应考。

　　“半月后,县立中学不仅录取了我,而且又给了我人民助学金。这样我便顺顺当当地进了中学。初中毕业考入高中,之后,进入大学,整个读书期间我都享受人民助学金,都充满着党的关怀。”

　　八十年代 年近花甲终圆入党梦

　　72岁的高仁厚是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前是息烽中学政治科教研组长和政教处负责人。但作为一名贵州省政治课先进教师的老高,党龄却只有16年。

　　1950年1月,21岁的高仁厚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穿上军装开始,高仁厚就渴望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在即将随部队前往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已担任排长的高仁厚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书》,但由于在1949年解放前夕,高中刚毕业的他曾在金沙县国民党政府民卫总队担任过中尉干事,组织上按原则决定“对他的考查期要长一些”,于是他的入党问题就暂时搁了下来,没想到这一搁,就是30多年。

　　1954年,参加完抗美援朝的高仁厚复员回到家乡贵州省金沙县安底区,两年后他考入了贵阳师范学院,1960年大学毕业,他从此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直到退休。

　　作为一名政治教育工作者,怀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几十年教书育人,在致力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同时,高仁厚随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命运。1984年,他结合当时的时政,创作了《必须用爱国主义取代自私自利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该论文获得安顺地区政治教学论文一等奖,并获贵州省政治教学优秀论文作者奖。而最让高老师梦寐以求的时刻是在1985年7月1日来临————那天,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经过34年的不渝追求,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91年,高老师光荣退休了。教了30多年书,做了28年班主任的高老师认为,自己身体还那么好,应该为社会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经过近10年的总结和摸索,高老师决定在学校开设一个免费为学生排忧解难的心理咨询室。高老师在老伴和孩子们的支持下,今年3月份新学期开始,在息烽中学的一个教师宿舍窗口上,同学们看见了高老师“心理咨询室”的牌子———这里就是高老师本来就不宽敞的家。

　　3个多月来,数十名学生怀着沉闷忐忑的心情先后来到“心理咨询室”,高老师或是为成绩差而自卑的同学辅导学习,或是尽量资助因家庭困难而无法安心学习的贫困生,或是找到让孩子压力过大的父母耐心长谈……最终这些学生都逐渐放下了压在心底的包袱,成绩和精神面貌大大改善。

　　慢慢地,一些家长自己来了,一些校园外的青少年也来了,尽管很多时候会打乱家里的正常生活秩序,但高老师说:“他们来就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更应该尽力帮助他们。从我三十几年对党的追求,我更明白,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他们一生的选择和成长是最大的事情。”

　　九十年代 共产党员的称号是神圣的

　　37岁的共产党员、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郑国庆告诉记者:和平年代的共产党员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员”这一称号是多么神圣———

　　1995年12月天气特别的冷。那天我值班,天快擦黑时一个群众来举报,说是在黄金路菜场发现一个人,好像是个在逃犯。这人我知道,他叫李存孝,1993年在马王庙杀人后就一直逃窜在外,这期间有好几桩命案都怀疑跟他有关,我们已经追捕他两年了。我马上带上3个民警向举报人所提供的地点赶去。

　　黄金路一头连枣山路,另一头通头桥,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安排了兵分两路,从两头包抄的方案,我和一个同事张帆从头桥进,另两个民警走枣山路。

　　在黄金路中段,我和张帆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让我们追捕了两年多的李存孝。当时他双手插在裤兜里,正在悠闲地溜达。我跟张帆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不动声色地慢慢朝罪犯靠近。当快接近他时,我们猛地扑上去。由于他的双手插在裤兜里,不知是否握有凶器,我们不约而同地分别抓住了他的双手。李存孝一惊,下意识地猛力挣脱被张帆按住的右手。果然,他藏在右边裤兜里的手里握了一把双刃刀。

　　当时他已经恐慌得失去了理智,一边拼命地想摆脱我扭住的左手,一边穷凶极恶地胡乱挥舞着刀子,我的同事,当时才20来岁的张帆毫无畏惧地重新扑了上去,一手扣住他的手腕,另一手则抓住了刀刃,想把凶器夺下来。谁知这刀上有个环,而环则牢牢地套在李存孝的大拇指上,根本不可能夺得下来。鲜血从张帆手心流了出来。重新被制住的李存孝动弹不了,突然他猛地转过身来,一口咬住我按着他的右手。他一边撕咬着我的右手不松口,一边猛地想抽出还被张帆死死抓住的刀子。

　　周围的群众被吓呆了,没人敢走上前。求生的欲望使李存孝死命不松口,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一松手这畜生又得去害人了。我们三人就这么纠缠着,僵持着。大约5分钟后,李存孝彻底绝望了,整个人软了下来。我和张帆立即反扭住他的双手,让他完全受制于我们。汗水和血水湿透了我们的衣服,张帆的手上鲜血直流,而我的手,则被那亡命徒生生咬下一块肉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10年的党龄,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我是一名党员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这件事后,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因为在生与死只有一线之距时,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经受住了考验,我想这跟战争时期血与火的洗礼是同样的意义。

　　世纪之交 是荣誉更是责任

　　22岁的朱彦瑾是贵州师大政治经济系大三的学生,系学生会副主席。年轻的她开朗、活泼而富有朝气,“点子”也蛮多,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活动,使原本较为枯燥的专业学习变得轻松有趣。

　　她在班上推出“每日新闻发布会”,每天晚自习时,推举一名同学向大家发布国内国际要闻,这项活动很快在全系推广开来;不定期组织开展辩论赛、演讲赛,像“邓小平理论与当代大学生”、“金钱是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否有相融性”等等;组织开展调查活动,比如《水房中的镜头》、《考场中的现象》、《校园一角》等,在班上宣读调查报告,提出解决办法……

　　去年9月,小朱提出排演话剧《红岩》,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系里的支持。小朱既编剧,又担任导演,还参加了演出。同学们花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进行排练,下雨天录雷声,到校外录汽车发动的声音、锁链的声音……去年10月,师大学生自己的《红岩》在学校大礼堂公演,引起了轰动。台下的师生有的流下了眼泪,还有的同学当场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都受到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小朱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她的父母了。她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贵阳一家国营企业的设备科长,晚上经常在台灯下制图,搞技术革新,他的技术革新成果多次在省市获奖。母亲是做档案工作的,特别爱看书。

　　一次,小朱对父母流露出长大以后要干大事的想法,父母告诉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就像李素丽、徐虎,让她不论做什么心中都要装着大家。从那时起,小朱就暗下决心,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998年9月,小朱高中毕业后,被贵阳二中保送到贵州师大政治经济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班学习。进校后不久,小朱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不断的学习,她认识到共产党员不仅仅是荣誉,更意味着责任和使命。

　　小朱清楚地记得,2000年3月7日,在系党支部大会上,她被讨论通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2000年7月1日,她站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读誓词。礼堂里传来了回声,振聋发聩,小朱的胸中激情澎湃,既自豪,又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张善铭 李函颖 杨怀生 戴强 袁源 李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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