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国革命史上，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享有盛名。尽管由于家庭原因，父与子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但共同的信念却让他们成为革命的同志。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党史上独有的。上海，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当选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方；也是我党卓越的年轻领导干部陈延年和陈乔年成长、牺牲的地方。1915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同一年，他把与发妻所生的两个儿子：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陈独秀的教育方式是特殊的，他始终没让延年和乔年在自己家里吃住。据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潘赞化回忆，那时“两兄弟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脸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忍也。”但兄弟俩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还拒绝了祖母的接济，决心在艰苦中磨练自己。

　　延年、乔年在1919———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延年和乔年回到国内。延年担任广州区委书记，乔年则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陈延年的聪明才干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延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滩，他与赵世炎一起，整顿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积极领导上海工人和江浙的民众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继续当选为总书记，陈延年因斗争需要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乔年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陈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

　　1927年6月26日，正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的陈延年被捕；7月4日，与另外两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赵世炎、郭伯和同时壮烈牺牲于龙华塔下。

　　1927年冬，陈乔年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做着同哥哥延年相同的工作。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英租界召开秘密会议的乔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6日被杀于龙华塔下枫林畔刑场。陈独秀与延年、乔年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两个儿子对父亲，有敬重和爱戴，也有革命路线上的分歧和争执。

　　1927年大革命期间，陈延年赞成北伐，而陈独秀却对北伐不积极，陈延年直接出来反对：“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撤换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陈乔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会上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陈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离开领导岗位后，陈独秀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两个儿子的先后被害，使他对蒋介石有切齿之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在南京监狱里的陈独秀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托人打酒买菜，他说自己平生滴酒不沾，但今天为国仇家恨，为大革命以来的死难烈士要痛饮，他斟第二杯时就呜咽起来：“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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