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飞的档案内这样记载着：男，1934年12月12日生，中共党员，江西省南昌县人。1951年参加革命，1952年毕业于中南第三有色金属专科学校，1953年9月分配到湖南水口山工作，后调中南地质局。1955年调三局，从事原子能事业，任中南309队11队技术员，三科负责人，地质科副科长兼实验室主任……

　　档案履历似乎平淡无奇。其实，1955年后罗鹏飞已是不穿军装的军人，他所在的“三局”，正是归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众所周知，“三机部”还是为制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而专设，首任部长是宋任穷。出于保密需要，寻找铀矿的地质队虽然不穿军装，但却是标准的军事组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犹如黑云压城。毛泽东主席的声音震聋发聩：“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于是，各路地勘人员开始了漫长而又神秘的艰辛跋涉。

　　1957年初，时年23岁的罗鹏飞随11分队辗转湖南、江西，完成勘探任务后进入粤北山区。广东翁源下庄，这个仅有十余户农家的小山村，惊讶地注视着这批装束奇特、风餐露宿的人。

　　粤北山野覆盖着大片花岗岩。在花岗岩体内找铀矿，当时国内外没有先例。很多专家认为花岗岩体内部对铀成矿不利，难以形成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因此，花岗岩区被视为找铀的“禁区”。

　　面对找铀史上的这一空白，敢为人先的中国年轻的地质队员，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

　　1957年4月，11分队组建普查小队，包括队长于宇建、地质技术员罗鹏飞等共16人，他们分成4个小组，向下庄纵深进发。到当年8月，他们经过4个多月的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把下庄山区踩在了脚底，但成效却不大，那神秘的铀始终与大家捉迷藏。

　　载入地质史册的一天

　　队员们没有气馁。那年8月上旬的一天，烈日当空，暑热难当，空气闷得似乎要点火就着。罗鹏飞与找矿员谢本武、周四保等人像往常一样上山勘探。

　　这一天，注定将载入中国原子能发展史。在《秘密历程———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一书中，有专门的一章《希望石》记述了这个辉煌的瞬间：

　　……三个小时后，这支小分队出现在另一座山梁上。

　　“老罗，我们闯进‘禁区’了！”一个队员跑到罗鹏飞面前，抖着手中的地图惊慌地报告。

　　“禁区？”罗鹏飞心里骤然一紧，急忙接过地图，手指顺着图上那红色的路线移动，脸色严肃，眉结紧皱。

　　也许是树密林深、道路曲折难辨，也许是求胜心切，他们犯禁了——已进入规定的“禁区”两千多米了。

　　良久，罗鹏飞甩掉手中的烟蒂，一脚踏上去：“既然来了就探个水落石出！继续前进，散开搜查，不能漏过一山一石！”他认准了这个理———外国花岗岩地区没有铀矿，并不等于中国的花岗岩地区也没有铀矿，中国红军不也创造了外国没有的“长征”么？

　　这位有点执拗和坚强的开拓者，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下，始终充满着一定能找出铀矿的信心。

　　太阳移西。霞光洒在裸露的花岗岩石上，闪烁着七彩颜色。队员们忍受着疲乏、饥饿，在悬崖上、芭茅中、石丛里细心地搜索着。

　　“罗技术员，找……找到了！”地质队员谢本武喊着奔向罗鹏飞。

　　罗鹏飞心一震，迎着来人急问：“什么，你说什么？”小谢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挥着手，结结巴巴地说：“找到了！真的！一千……一千伽玛以上，快……快……！”不用他再说下去，罗鹏飞立刻明白了。他那双明亮而疲乏的眼睛，立即闪烁出异彩！他抓起伽玛仪，往左方奔去。

　　一块巨大的圆滚滚的石头，犹如传说里女娲补天的七色石，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着无数的光点。

　　罗鹏飞惊呆了。他迅速地操作伽玛仪。蓦地，从耳机里传出的“咯咯”声冲击着他的耳膜。表盘上的伽玛指针，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一个劲地往高档指数的刻盘上打。一百，满！五百、一千、满，满！他一连调了三个档，指针都达到最高指数，罗鹏飞惊住了。意外的喜悦使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两眼直直地望着这块又大又圆的石头。

　　罗鹏飞的意志此时经受着考验，一边是外国专家的定论，一边是现实。此时，如果他稍一否定自己，中国的原子弹历史就将改写。

　　罗鹏飞执著地扩大了探测面。从大圆石向悬崖下，仪表的指针一直不停地摆动。一条厚度大，品位高，很有开采价值的铀矿带终于被发现了。

　　此时此刻，他的喜悦之情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把抱住流着热泪的队友们，欢呼雀跃。

　　重重压力下的“希望之石”

　　开始，罗鹏飞的发现并未获得支持，还一度差点被否定。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铀矿地质勘探开始是中苏合营，后改为在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下进行，最后改为苏联只作顾问。罗鹏飞的发现无异于挑战权威。

　　“笑话，笑话，这是不可能的。”一位外国专家听了罗鹏飞的汇报后不客气地教训他，“就算这块花岗石含铀，也仅仅是一块圆石而已，能有开采价值吗？年轻人，要相信科学，要走正道。我不喜欢别人干违背科学的事。如果影响了工作，后果你能负吗？”

　　罗鹏飞回忆说，我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苏联技术负责人涅斯米赫同志主张把队伍拉出花岗岩体外，另找五元素建造带。但面对实际情况，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挥汗舞镐，挖掘勘探沟带，作纵深勘查。

　　罗鹏飞及战友们的行为引起外方专家非议，他被人扣上了“浪费大王罗鹏飞”的帽子。

　　罗鹏飞现在忆起这段艰辛的历程时完全没有垂暮之年的老气，而是满怀血气方刚的豪迈：“我们国家的铀矿地质事业起步慢、基础差，应该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扶着别人递过来的拐棍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走，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只要能给第一颗原子弹提供核原料，管他会遇到什么风险，一切的一切，自己担待下了！”

　　血汗的代价换来三条数米宽、数米深、几十米长的深沟。罗鹏飞带领战友背着仪器不停地在深沟里奔波。大家的脸被太阳晒得脱了不知多少遍皮，全身被毒虫蚂蝗蛰得伤痕累累。在这样的时刻，罗鹏飞们几乎接到了最后通牒式的通知：“谁让你到花岗石里探矿的？谁给你的权力？你要立刻把在花岗石地带工作的人员全部给我撤回！”

　　当年11分队队长吕新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罗鹏飞这个仅仅学了一年地质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曾与苏联专家对话：“我讲不出很多花岗石可以成矿的道理，这段时间工作证明，反正这地方是有希望的。”——希望矿区就是这样来的，我始终认为希望是从没有希望来的。

　　队党组织支持了罗鹏飞的行动。他率领小分队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打了一百余米的坑道，发现了三个矿体，品位由原来0.03％增到0.1％。面对这喜人的数据，罗鹏飞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一份进一步勘探的建议，提出由普查揭露转入深部勘探。

　　花岗岩里含铀！这一重大发现惊动了北京，引起各级领导和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高度重视，对罗鹏飞发现的86号带认定有希望、有远景。1957年12月，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建议将86号带称为希望矿化区，预祝矿化区健康地发展成为具有工业意义的铀矿床。后经揭露勘探，终于发展成为我国花岗岩中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床。

　　“希望矿床”也因此被载入世界地质找矿史册。

　　卸下往日荣耀归隐平凡生活

　　由于保密的需要，罗鹏飞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取得的辉煌都深埋在心底。1960年，他同时年22岁的南昌卷烟厂女工王英秀结婚。这门婚事当然是组织考察批准的，王英秀也不简单，她18岁时就当上了省级劳模。结婚第二年，王英秀参了军———这同样是为了保密。

　　满头银发的王英秀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爽朗地说：“他是把我骗过去的！当时他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我只看到他摆弄着各种各样的石头，哪知道是造原子弹的——这也还是近两年才知道的哩！”

　　1984年，已是正团级工程师的罗鹏飞与妻子一起转业到南昌卷烟厂，先后担任烟叶科、劳动服务公司、设备科党支部书记，1994年退休。在这期间，他严格执行了党的保密纪律，对同事守口如瓶。

　　罗鹏飞曾有一个侄儿在北大读书，他在图书馆里一本介绍核技术的外文资料中，意外发现了叔叔的名字，于是写信来问，罗鹏飞回信说：“中国同名同姓的有很多。”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逐步对“两弹一星”解密，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的壮举感动着国人。人们自然也不会忘记为原子弹找到原料的英雄，罗鹏飞的名字在许多回忆录里被提及。厂里的同事就此向他询问时，虽然此事已经解密，但罗鹏飞却不愿躺在功劳簿上，他每每以“同名同姓”回避别人的景仰。

　　1993年10月，在时隔36年之后，国家科委颁给罗鹏飞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是：下庄花岗岩型铀矿发现发展和成矿规律研究，老伴王英秀“此时才知道老头子曾干过啥”。

　　直到现在，罗鹏飞在南昌卷烟厂宿舍的“知名度”都还有限，他往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堆里一扎，没有人能认出这个找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希望石”的功臣。罗鹏飞从未向组织伸过手，他的两儿两女都是普通的工人和一般干部，大儿子35岁了还在开出租车。老夫妻俩在南昌卷烟厂的宿舍亦无任何装修。抚今追昔，罗鹏飞感慨万千：“当年有无数为祖国原子弹事业作出无私贡献的人。就拿我们后来土法炼铀的无名沟来说，经过工伤、事故、辐射，在我们炼出第一批供原子弹使用的重铀酸铵时，进去时的150名同志，已经有很多人牺牲……”

　　这位老功臣感慨地说：“过去的辉煌就让他过去。我们的党和国家现在做的，是着眼未来。”(本报记者吴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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