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彬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80诞辰，正好我也踏上80岁，而我已是党的65岁的儿子了。

　　纪念党的80大寿，有千言万语要说，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党的教养恩深没齿难忘。

　　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时，正是1935年“一二·九”抗日高潮兴起前不久，第二年6月便加入了党，那时才15岁，在上海郊区大场陶行知先生办的“山海工学团”工作。

　　由于救国会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陶行知在国外开展救亡活动被国民党通缉，“山海”校长张劲夫同志在华南很活跃，“山海”立即受到监视，于1936年11月间被突击搜查，我和另外两位同事被国民党宝山县党部、大场公安局带去“问话”。此时距我入党还不到半年，是我入党后受到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那天黄昏我们被带走时，我倒很镇定。入党前和入党后，党早已一再教育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要冷静沉着，妥善应对。被带走的三人中，只有我是党员，但只有15岁，是因为在我书桌中搜出一本我正在看的田原（邓初民）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著的《政治学》而受怀疑的。但我说明我是图书馆管理员，别人还书我还未入架，并即拿出钥匙，带他们去看图书。去大场的一路上，我想没有什么把柄会被抓住。

　　到了公安局，先后个别问话，我安排到第三，而且在晚上10点多钟以后，这又使我判断：自己不是重点人物。开始问话后，对方面对着一个少年共产党员，不追问我，甚至不问《政治学》一事，却问“张劲夫是不是共产党？”这使我肯定敌人完全没有抓到我的什么把柄，便坚定地说：“不知道。”这也是党教育的：对待敌人的问话最好的回答是“不知道”，这是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保护自己的武器。就这样磨到11点多钟，我们三人都被放回来了。

　　第二天，“山海”的同事们，有些已避开，我仍继续给学生们上课，若无其事，而心里却急如油煎，盘算着如何报告党组织。黄昏时分，我的领导人王洞若同志通过小学生找我到附近公路上见面。他是先通过农家孩子找到住校学生，再找到我的，这便安全得多。

　　我向他汇报了带去“问话”的经过。他向我分析了形势，确定这是一次突然袭击，但也要防它再来。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想让我暂到上海租界去避避，征求我的意见如何。我说从经过情况看，敌人没有发现我，如果要留人坚持，我倒是较适合的。大不了敌人再来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洞若同志大为感动，同意我的分析，让我继续留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

　　党一再教育我们：要独立分析形势，独立确定工作方针，独立应付突发事件，独立应对敌人……以后十年的地下工作中，我遇到更多更险恶的局面，但都闯过急流险滩，逢凶化吉，安然无事。

　　党的教养恩深，没齿难忘！（作者系原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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