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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建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走过的许多光辉足迹，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上海档案馆保管的党史档案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珍贵档案的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我党工作者及有关民主人士的心血乃至生命。
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又称中央文库，俗称“一号机密”。
解放前，中央文库经常更变库址，每遇险情、每更换一次负责人，就要搬一次“家”。陈为人、郑文道、缪谷稔等地下工作者为档案的保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党史资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陈来生保存下来的有关上海部分的文件和资料，二是旧政权档案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收集。
然而，旧政权档案又是怎么顺利移交到上海呢？
赵祖康先生青年时代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1949年5月，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精锐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挺进大上海。旧政府市长吴国桢于4月14日“辞职”溜走，5月24日，代市长陈良张皇失措地找到赵祖康先生，要他代理市长职务。赵先生由于事先已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进行了接触，得到过有关的指示，因此，他最后表示同意。
赵祖康先生担任代理市长后，就精心策划维持社会治安，确保档案安全，迎接接管工作。他深知保存好旧上海市政府和各局的档案的重要意义。在他代理市长以前，国民党市政府曾对所属发过一个所谓“应变”文件，指示要破坏、毁灭各种档案卷宗和财产，并规定要建立执行这项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他只在公务局会议上把这份文件草草提了一下。在国民党市府的一次行政会议上，警察局长毛森对各部门迟迟不执行“应变”计划大发雷霆，力主要各单位自行销毁各种档案，但因赵祖康先生等人的反对而未达成协议。为保护好公务局档案，赵嘱咐一位机要秘书通知各部门，把过去借调出去的档案一律收回，并规定以后不再外借。对于“自行销毁”档案的压力，他通知秘书，以无行文为辞，尽量拖下去，不予执行。
为了配合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接管，1949年5月25日，赵祖康以代理市长身份对市府工作作了三项决议：（一）各局处员工必须固守工作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二）各单位必须确保档案和一切财产的安全；（三）移交工作必须整个体办理，并应事先联系。当时的公务局专员和秘书马上立即分别打电话给国民党市府8个局、7个处室，传达了三项决定。当天下午，赵先生外出会见中共代表，同中共代表协商了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的八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各局、处人员应安心工作，各守岗位，并确保档案财产。”上海军管会秘书处在接管工作计划中，也把接收机关档案文件列为重点接收的第一条。
5月26日上午，赵祖康在社会局会议室召集各局负责人会议，把八项任务作了具体布置，并明确要求各局严格遵守，做好移交档案财产的准备。当天下午，他又设法与上海军管会军事联络处联系上了。下午三时，解放军先遣部队部长晨钟来到国民党政府，他受军管会之命，派驻市府负责警卫和监督。当他看到妥善保存着的国民党市府机关的各种档案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地下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和上海各界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全解放了上海。下午三时，赵祖康在市府秘书长室严肃而认真地向在座的各局管理档案、财务负责人再三关照，要严格执行军管会的要求，确保档案财产的安全。当晚，赵又去参加了一个由国民党市府有关局长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的茶会，再次强调了保管移交的重要性。
1949年5月28日下午二时，在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约有80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坐在市长办公的座位上，军管会总务处处长熊中节引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赵祖康先生，陈毅微笑着与赵先生握手。至此，旧政府被顺利接管，旧政府档案也顺利回归到人民的怀抱。
1959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成立。初期保管的党史档案仍以机关的文件为主，为征集更多的资料，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上至馆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就非常注意对历史资料的收集。60年代初，老馆长罗文在地摊上看到一本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仅要人民币5角，他如获至宝，马上将它买了下来，现在它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随着时代的前进，档案保管技术得到了空前提高，从用药物消毒杀菌，到80年代抽氧气，再到90年代的中央控制室空调系统、微缩胶卷、克隆光盘等。
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档案馆加强了宣传，通过电台、报纸等呼吁社会向档案馆捐赠；二是在全市建立了档案收集信息员网络，及时了解一些珍贵档案资料在社会上的分布情况。近日，上海市档案馆就接受了巴金、王元化及一位专事搜集国家领导人照片的市民的捐赠。1931年初，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库址为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被捕后，供出了中共中央各机关的所在地。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中央各机关均采取了防范措施。中央文库于1931年4月26日夜间紧急转移。张唯一雇了两辆黄包车，将中央文库20余箱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顺昌里张唯一家中。次日特务来搜查，已是人去楼空了，文库安然脱险。
1932年6月陈为人接受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任务，将所有文件、资料秘密搬至小沙渡路和兴坊15号自己家中，这是一幢独门三层小楼房。陈为人将三层小楼房进行了一番布置：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左右钉制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陈为人带领妻子妻妹等文库工作人员对库藏文件等进行了长达5年的整理、保管。为了掩护，陈为人以“木器行老板”为自己的社会职业，妻子韩慧英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交通员李沫英等为“佣人”。由于社会职业是老板和教员，“家”中摆设比较讲究。
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遭破坏，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被敌人捣毁，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中央文库单线联系人张唯一被捕。出事当天，陈未获通知，派韩慧英与张唯一联系，不幸落入圈套，韩也被捕。张唯一、韩慧英被捕后，均以化名及事先准备好的假口供与敌人周旋，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不久均被释放。
1936年底，陈为人日夜操劳过度，加上贫困交加，身患肺病，病重难支，不得不将管理中央文库的重任交还给党组织。不久，陈为人病重逝世。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
1940年秋，缪谷稔成为中央文库第四任负责人，他将文库、资料2万余件，作为“私人衣物”装在几只大皮箱内，运往上海英租界康脑脱路生生里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
1940年10月间，房东太太产生疑虑，要求退租，引起缪谷稔高度警惕，立即与妻子一起，把全部文件、资料秘密搬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迁入新址后，交通员郑文道承担文库与上级的联系。1942年春，一次小郑来中央文库联系工作，途中被捕。尽管敌人严刑拷打，小郑始终严守秘密，壮烈牺牲！
1942年6月，缪谷稔因在中央文库操劳过度，加之生活清苦身染肺病，病危。陈来生接替缪谷稔负责管理中央文库。不久，缪谷稔病逝。
陈来生接受管理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和镇压中国革命的严峻时刻，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盘查行人，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在此恶劣的环境下，陈来生组织其父亲、弟弟等全家出动，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选择敌人防范漏洞，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终于安全地将2万余件党的重要文件、资料，由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运送到成都北路974号的家中。这是一幢居民聚居的楼房。陈来生住的是单门独屋。楼上楼下两层。楼下为卧室，楼上是新搭的小阁楼。在阁楼内墙两边，各造一堵夹墙，全部文件、资料全隐藏在此中。
为掩护和生计，陈来生与其妻在自家门前摆了一个杂货摊，卖花生、炒赤砂豆等。上海空气潮湿，夏天气温高，为了不使文件、资料受损，陈来生利用一切机会在屋内秘密晾晒，以防文件霉烂，还在文件中放上烟叶等，以防虫蛀鼠咬。保护中央文库长达7年之久，不仅躲过敌人多次来家盘查，而且连日夜相处的同楼居民也无人察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来生清点文件、资料，分类统计，装包打捆，联系交接。1949年9月14日，陈来生雇了一辆胶轮车将104包文件装上，亲自押车，从成都北路步行送到位于江西路的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三个A字级的电报。这份电报由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人批阅签发。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珍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并派人员慰问了陈来生家属。
很少有人知道原旧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先生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陈毅市长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上公开赞扬赵先生﹃由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市府人员高悬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举行光荣的投诚此种方式是好的其贡献在于使文件档案公用器材从上海旧租界工部局时代起经过日寇直至国民党时代完整地转交人民之手﹄“八十周年了，中国共产党，你开天辟地改变了旧世道，星星之火燎原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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