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一大特色，这一制度具有提高诉讼效率、及时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等独特的优势。市二中院的法官们多年来注重依法调解，妥善解决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2000年审结的1234件民事、经济一审案件中，调解结案就占了21.56％，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法官一片苦心，终于促成对簿公堂的当事人———第二次握手

　　10余年前，上海乳胶厂与长征农场共同投资开办了一家联营厂。在以后的经营活动中双方矛盾渐起，日积月累又没能及时解决，昔日的合作伙伴最终在市二中院的法庭上相见了。

　　合议庭的法官们通过审理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联营双方的矛盾积怨并非“一日之寒”，联营厂亏损严重，已名存实亡，显然解除联营关系在所难免。但是另一个事实也令法官不得不充分注意，农场所属的农工商集团是本市国企资产重组的扶持重点，联营厂职工对诉讼一事已有情绪波动，他们今后的出路何在？合议庭权衡了利弊得失后，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是尽力作好调解工作，务必将解除联营的风险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合议庭首先委托审计机构对联营厂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切实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明确是非的基础上，千方百计缓解双方对立情绪，促使他们看到当年联营是第一次“握手”，如今解决纠纷尚需第二次“握手”，由此共同制定善后处置方案。法官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双方终于开诚相见，自愿达成了解除联营的一揽子协议。原告在确保联营厂履行已经签订的生产合同的前提下收回自己所有的“金香牌”注册商标使用权，同时与被告一起组成清算小组认真清理联营厂的债权债务，重点安置好失业人员的生活。

　　不久前双方当事人分别致函市二中院，感谢法官通过艰辛的调解工作妥善解决了双方18年来所产生的繁琐纠葛。

　　多年纠纷一朝解决，一位大学校长亲自———登门向法官致谢

　　春节前夕，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长亲自给市二中院送来一封感谢信。

　　早在1993年初，二工大与几家单位签约联建综合办公楼，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几易参建伙伴，工程时建时停拖延了整整7年，由此还引发了五六场诉讼。去年初，二工大等3名原告再次起诉到市二中院要求终止联建协议，并由项目公司和另两家联建单位支付违约金及工程垫付款共计1000余万元。

　　考虑到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市二中院立即组成由民一庭庭长李景华任审判长、资深法官吴耀君负责主审的合议庭进行审理。

　　法官们认为，原告的诉请在程序和实体方面存有一定的不足，而联建的房屋在时解时缠的纠纷中倒也已经基本建成，如果判决终止协议，后果则是联建各方散伙，大楼最终建成投入使用又将遥遥无期。

　　吴法官按照合议庭的意图，召集当事人分析了纠纷的缘由和终止协议的利弊，征求各方的调解意愿。在当事人一致首肯的情况下，调解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持续了4个多月的时间，通过了数十次的会谈，历经了多次的反复，也绞尽了法官的脑汁，参与诉讼的6家单位终于释解前嫌，签下了调解协议。根据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当事人各得其所，二工大也取得了依据联建协议应得的房屋。大家心平气和地走出了市二中院。使二工大深感欣慰的还有，由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状告二工大的一起案件也因此而取得案外和解，原告向法院撤回了起诉。

　　面对诉讼双方，法官深感———手心手背都是肉

　　1992年末，本市某氯碱厂为一家化工厂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作出担保。7年后化工厂破产，银行便向市二中院起诉要求由氯碱厂改制的氯碱股份履行担保责任，偿付化工厂清偿贷款不足的部分，数额高达1.3亿元人民币。

　　双方在法庭上各自陈述己见。氯碱股份认为：自己出具的担保书只是为借贷双方于1993年7月20日签订的贷款合同作担保，除此而外自己一概不负责任。而银行方面则作这样的解释：氯碱股份所担保的实际上是1993年10月6日的贷款合同，只是由于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种种曲折，氯碱股份当时在“7月20日”的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但未及时更改日期。氯碱股份继而又作辩解，即便自己为“10月6日”的贷款合同作过担保，而银行没有按照贷款合同约定的金额、日期和次数发放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担保人可免除担保责任。

　　合议庭对此案达成一致共识：氯碱股份的意见说明了借款担保合同确有一定的瑕疵，但其担保“10月6日”贷款合同的意思表示却是真实的，辩解的理由也不足以免除担保责任。然而倘若据此简单下判却又是不足取的，这样既会使氯碱股份遭受重创进而影响股市，同时银行的债权也将难以实现。

　　一方是大型国企改制的上市公司，一方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对法官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合议庭向双方陈明利害关系后，竭力促成调解解决。经过诉讼双方共同努力，此案终于全额调解成功，双方进而又于案外签订了半额执行备忘录。法官们悬着的一颗心此时终于定了下来。

　　面对将要结案的调解协议———合议庭却说“且慢”

　　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去年9月依照合同约定借给市土产进出口公司1100万元人民币，闵行区房产经营公司同时将1.3万余平方米房屋作此项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产公司到期没有归还借款，银行就向市二中院起诉要求土产公司偿还本息，房产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通过庭审，各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任何争议，当审判长潘云波法官向他们征求调解意愿时，他们不仅愿意调解，而且很快就达成了调解协议。案件顺利进展到这一步，只待法院发出《民事调解书》即刻结案了。

　　但是，此时合议庭却说“且慢”。按照三方当时所签订的调解协议，土产公司不偿还借款，银行立即就可处分抵押的房产。然而一个事实引起合议庭的注意，房产公司用作抵押担保的房产权证是一份“黄证”，也就是说房产公司还未就抵押的房屋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法官告知当事人：根据我国担保法和其他有关规定，银行在处分这些房产时应先向国家缴纳相当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项，然后才能优先受偿。

　　很快，调解协议上有了新的一条约定，如果土产公司不按期履行还款义务，银行有权以抵押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用所获款项缴纳国家强制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优先受偿。(特约通讯员 潘巳申 本报记者 宋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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