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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基亚夺宝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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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政客发动游行，提出了“倒董”口号，这个口号是误导市民、破坏繁荣稳定的。这个口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把香港搞乱。 香港是六百万港人的香港，我们以此为家，任何行动和口号应该是积极和有建设性的。面对困难，应同心协心，同舟共济，集思广益解决。但是，今天有人却发动政潮，既不提出积极建议，不参与协商对话，挑动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不仅不利於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反而破坏了香港的和谐稳定局面，不利於经济发展，不利於吸引各方投资，实际的效果，是使经济复苏步伐大大拖慢，使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最後承受恶果的将是六百万港人。所以，挑动打倒行政长官情绪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并不符合六百万港人利益。 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如何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环顾亚洲，受到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正在复苏，但远未回到九七年的水平。香港遇到的困难，与亚洲各国和地区不同，有其特殊性。一是港英管治时期畸型地以地产业为经济支柱，推行高地价政策，造成了泡沫经济，大大增加了香港的经济成本，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也使香港产业架构过於狭窄，使香港遇到金融风暴打击时，地产价格大挫，复苏的困难颇大，调整耗用的时间较长。现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走出经济低谷的必由之路。港英多年推行地产挂帅政策，要消除有关影响并非一时可以完成，建立新产业、新经济增长点，也需要几年时间。 二是港英管治後期推行了“我请客，你付钞”的政策，大大增加了公共开支，同时，港英只顾大搞政改，却对公营部门低效益和行政怠惰的现象放任不管，短桩案、公务员队伍冗员过多、人浮於事、机构架床屋、部门之间协调效率不足亦是港英管治时期遗下的弊漏。目前的改革，正是补回港英时期应做而没有做的工作。市政局的精简，便是一个例子。政府的开支过度庞大，遇到经济不景便出现财政困难，解决办法不外两途，要麽压缩过度的开支，要麽是加税加费。进行改革压缩过度的开支必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加税加费更会损害六百八十万人的利益，显然，改革比加税加费更加可取。 第三，香港与美国处於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联系汇率是一九八三年制订的，当时对稳定香港有好处，但联系汇率也使香港失去以利率调节经济的余地，在经济不景之时，仍要追随美国加息，自然会引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供楼者百上加斤，地产和股市下调。但这很难归罪於特区政府。 分析问题，必须抓住根源，抓住本质，才能找到恰当的政策和策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金融风暴不是董建华带来的，短桩案、禽流感、新机场问题、财政开支过大、公营机构成本过高、某个部门的效率颇低，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并不是董建华施政方针的产物。恰恰相反，董建华采取了许多措施纾解困难，解决问题。某些政治势力把所有问题都推到董建华头上，然後又搞所谓“民意调查”刻意吹捧某些人，这不是太不公平吗？ 从特区成立的第一天，某些政治势力就提出了反《基本法》、反特区、反“一国两制”的口号，制造事端，今天提出“倒董”口号不外是这种路线的继续。民主党政客李永达公开宣称，他们的“敌人就是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所以，他们一直是找寻特区政府施政的毛病和纰漏，然後上纲上线，把问题政治化、对抗化。本来可以协商对话解决的问题，他们拒绝以谘询和对话方式解决，而诉诸街头政治，基准试便是一例。本来是经济问题，但他们要搞成政治风暴，组织民众到中环写字楼示威，人身攻击香港地产商、要政府补偿、津贴负资产人士，又在国际场合攻击政府入市抗御炒家狙击香港汇率和股市，又是一例。本来是可以依法解决的问题，如无证人士居港案件，这些人不惜要弄至内地一百多万人涌港，也要“捍卫人权”，终审法院作了判决也要闹下去。“倒董”的背後，实际是否定基本法在香港实施，要把香港引入混乱的邪路。 特区政府不是六百万市民的敌人，而是“港人治港”的中流砥柱。以斗争的方式，企图把领导人揪下台，只会把政局弄乱，把经济搞垮。如果政治施政和改革措施不够完善，或操之过急，市民完全可以开诚布公，提出改善的方案，政府也应察纳雅言，集思广益，改进工作。把香港建设好，需要主人翁的责任感。民主权利和责任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平衡的。建设好香港，董建华有责任、公务员有责任，各界市民都有责任。我们都是建设者。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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