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省《关于处理在婚姻关系中违法犯罪的行为及财产问题的意见》(本版文中一律简称《意见》)于今年5月30日正式颁布实施。在一些传媒的大肆渲染下，很多人以为《意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大婆”们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冤屈得申。但是，本报记者在一个多月的调查采访中发现，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意见》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背景　　

　　省领导的重视对《意见》起了催生作用

　　广东省妇联在《意见》的形成和出台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妇联的接访工作中，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关于丈夫包“二奶”的投诉，而且近几年来，这种投诉越来越多。为此，妇联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1997年4月10日，在省妇联提交省政法委的一份报告《重婚包“二奶”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中，初步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到了议事日程。

　　1998年，省领导李长春和陈绍基同志对肇庆市委提供的《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包养情妇“超生”问题值得重视》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要求严肃处理包养情妇的党员干部，并尽快出台一个暂行规定，依法惩处重婚犯罪。这一批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惩处婚姻违法犯罪行为和对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视。同时，广州市政法委也出了一个《关于处理婚姻关系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意见》，李长春书记得知了这一情况，认为广东省也可以效仿广州市的做法。

　　现状　　

　　全省重婚包“二奶”的现象触目惊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1998年7月28日省妇联又向省政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处理婚姻关系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见》。接着，1999年，广东省公检法司、政法委、民政厅、妇联等单位联合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对重婚包“二奶”的情况进行调研。

　　调研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仅根据省妇联的统计，1992年至1996年，全省21个市妇联信访办就接到了妇女投诉丈夫包“二奶”的案件20246宗。就省妇联调查的南海、中山两市来说，南海市截至1995年底，全市发现包养情妇391宗；中山市妇联1997年曾对600人作过问卷调查，其中25%的人说自己身边有此类现象。

　　根据调研结果，省妇联认为，包养情妇的现象之所以日趋严重，得不到及时和有力的惩处是主要原因之一。

　　分歧　　

　　财产分割与公安警力问题存分歧

　　在制定《意见》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出现了分歧，有些甚至直到《意见》出台之后还存有保留。这些方面主要包括：

　　财产的分割问题：《意见》规定：对有证据证实用有过错方的钱购买给第三者的固定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资产，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部分参与调研的专家指出，如果一对夫妇总资产是200万元，丈夫应有100万元，他用50万元给“二奶”买了一套房子，这房子还应不应该收回呢？

　　公安部门的警力问题：重婚罪一向取证困难，原来我们对于重婚罪自诉案件的认定，都需要当事人提供翔实确凿的证据。而现在《意见》规定：被害人起诉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者无证据的，可由人民法院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这样，公安机关就增加了侦查重婚案件的新业务。但是目前公安部门警力不足，重婚罪又比其他治安案件对社会危害性小。所以，在公安部门应该投入多大的精力在这一工作上，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焦点　　

　　重婚罪取证难问题并未有所改变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意见》的出台并没有改变重婚罪取证难的问题。

　　广州市天河区某妇女简女士，她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丈夫包了两个“二奶”，并与她们生了小孩。十几年没有尽过做丈夫的义务。简女士知道“二奶”住在哪里，她与两个女儿去找“二奶”时，周围的邻居证明了她的丈夫与“二奶”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的。《意见》出台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在其丈夫的威胁下，邻居们不愿意向警方提供证词。现在她的丈夫与“二奶”都潜逃在外，案子侦查的进度进展的很慢。简女士的人身安全也令人担忧，她的丈夫经常打电话来威胁她：我要死也要拉你垫尸底。

　　1个多月以来，记者在妇联遇见很多前来咨询的妇女。她们大部分都以为《意见》出台了，什么都可以解决。但是当妇联的干部问她们：你老公的“二奶”叫什么名字，她住在哪里，你老公给她买的房子在哪里时，她们表示不知道或者不清楚。有的人问：不是公安局可以帮助取证吗？妇联的干部解释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能提供线索的话，公安部门又从何入手呢？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自己的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自身的努力不可或缺。

　　缺憾　　

　　如何定重婚罪难度相当大

　　省妇联权益部部长黄淑美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意见》的出台表明了省委的一种决心。但是省妇联作为保护妇女权益的主要力量，仍然觉得《意见》有一些遗憾之处。包括在重婚罪的认定问题上，操作性并不是很强。我国的《刑法》对于重婚的定义是“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这一定义的现实意义并不大。当事人完全可以规避这一法律。所以有许多虽然捉奸在床，或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的过错方和第三者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被法律惩罚。但是，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对于重婚罪的解释权。所以，受害者只能从经济利益上尽量地挽回自己的损失。

　　广州金融海商律师事务所的杨青松律师是市妇联的特约律师，在婚姻案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谈到《意见》时他指出，我国的《婚姻法》中其实已经对财产分割作出规定，针对婚姻中存在严重过错的一方，另一方在财产分割中可以要求法官作出相应考虑。这次《意见》规定受害方适用精神赔偿，这是一个新的方面。

　　但是很多对包“二奶”的行为的不到惩处，与我国《婚姻法》对重婚罪的认定有很大的关系。《婚姻法》规定，重婚罪是要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当事人，就连律师取证都非常难。如果公安部门有决心去调查，是什么都查得出来的。但是目前派出所的警力有限，有很多大案要案要查，所以我对此表示怀疑。

　　在台湾地区，对重婚罪的认定采用的是推定法，比如一男一女包房鬼混，我们一定要捉奸在床，但是台湾，只要原配与警方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两者的头发和衣服很乱，就可以依此推定两人犯了妨碍婚姻家庭罪。而且被包的一方将会受到刑事上的处罚。对于“二奶”的处理，《意见》中没有涉及。很多受害者对此不满。

　　深层　　

　　必须从制度上作出努力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禾：首先要强调的是，婚姻不是对性的一种满足，而是对性的一种约束。婚姻是人对社会、配偶作出的一种承诺。既然缔结了婚姻，就应该遵守承诺。我不赞成某些人因为婚姻没有感情就在未离婚之前到外面寻求慰藉。如果这是正当的，婚姻就没有价值了。感情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但是婚外情毕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事实。

　　其实婚外情是从有婚姻制度以来就有的现象，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维系婚姻的方式不一样。在一个宗教社会里，离婚是对神的一种亵渎。而在我们以前的社会里，人是依附于单位的，单位对人的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职业技能上，更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加强控制。如果人们在婚姻关系上犯错，就会给他带来职业上的遗憾。今天，单位对人的约束越来越小。社会体制上的变化，使到婚姻的约束力下降，婚外情的现象看上去好像越来越多。而法律上的约束还停留在过去，现在仅仅是靠人们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所以，要将这种情况减低到较小的程度，我们从制度上应该作出努力。本报记者王瑾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