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薛五辰特大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经检察机关侦破认定：薛五辰从1994年11月任职至1998年4月被逮捕的三年零五个月中，涉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达247万多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590多万元，共计847万多元，平均每天进项达7000元，每3天到银行存2万多元，可谓“日进斗金”。一个科级干部3年敛财800多万元，作案数额超出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100多万元，不能不令人瞠目!其涉嫌犯罪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探究。

　　一是薛五辰贪得无厌。薛五辰出身贫寒，在90年代，为了给女儿治白血病，他四处借钱，女儿死后，留下的是一笔笔欠款和空荡荡的家。家庭的不幸使薛五辰发誓要挣钱致富，当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把权力作为捞钱发财的资本，这个愿望因而也成了他犯罪的动机。尤其当上财政局长后，更被他视为实现夙愿的大好时机。薛五辰这样供述：两天弄不到钱，心里就痒，就过不去。在他任职期间，共作案60余次，平均每次作案数额1.4万余元。对于他，每次两三千的进项，他不嫌少，来者不拒；一次十几万的收入，他也不嫌多，一律笑纳。审批贷款是他敛财的一条“捷径”，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想得到贷款，必须向薛五辰送足钱，薛五辰才会“高抬贵手”。在他上任当月，就利用为郑州市某企业审批贷款之机受贿1万元。一个小学因建教学楼，校长第一次向薛五辰送了3000元，薛没有批复；再次向薛送了3000元，薛仍没有表态，直到校长第三次又送给薛4000元后，薛这才划拨了工程款。1994年，荥阳市某个体户为索要建造财政局的工程款，找到薛五辰，薛五辰话锋一转，说：“我想在荥阳市开发区买一套房子，手中钱不够，你能不能帮个忙?”徐某无奈之中，将一张4万元的定期存单交给了薛五辰。谁知几个月后，薛五辰又打电话称钱不够，向徐某再次索要4万元。据统计，薛五辰在10次审批贷款中，共受贿27万元。

　　荥阳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春节在北京召开乡友会，谁知这也成了薛五辰发财的“良机”：吃一顿几十元的便饭，他能以招待为名开成3万多元的发票，报销后装入腰包，每次乡友会他都是“满载而归”。1997年，他与预算科的张某同去北京，张某交给薛五辰8.78万元现金；1998年，他又与预算科的另一位科长同去北京，这位科长交给他9万元现金。实际上，这两笔钱薛五辰一分也没花，全部用虚开假发票的形式冲账，将钱贪污。薛五辰仍不满足，自己又以开乡友会的名义从财政局劳动服务公司取款10万元，从工业科取款11.04万元，又另外虚开10张总计49.06万元的发票。仅两次乡友会，薛五辰就贪污总计87.78万元。从薛五辰历年作案的数额上看，也是直线上升：1995年贪污受贿36万元，1996年贪污受贿56万元，1997年贪污受贿61万元，而1998年仅在春节前后就贪污受贿69万余元。薛五辰的最后一次作案是1998年春节前利用到北京参加荥阳市乡友会之机，以“招待”为名一次就贪污9万元，这最后“捞一把”距他被逮捕只有一个多月。很难设想，如果不是检察机关及时斩断薛五辰贪婪的“黑”手，还真不知薛五辰会贪出怎样一个“天文数字”。

　　二是失去监督制约，致使薛五辰贪欲得逞。财政局是政府的“钱柜子”，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钱柜子”却失守。如果说薛五辰的贪欲是导致他疯狂作案的原因，那么，失去监督制约则是他贪欲得逞的外因。他之所以能“想捞多少就捞多少”、“想什么时候捞就什么时候捞”，就在于那种失去监督的权力为他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任局长期间，财政局的贷款、开支、报销都由他“一支笔”签批，从不经集体研究。想要钱时，自己弄几张发票，任意填写，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一签字就可报销。财政局会计李某、出纳郑某(二人另案处理)作为财会把关人员，不但不能对薛五辰起到任何监督制约作用，反而共同作案，连续将节余的16万多元办公经费私分。

　　由于财政体制的原因，再加上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管理，财政局各科室都可以向上级对口部门要钱，也可以对外批钱，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小金库”是薛五辰敛财的另一个“财源”。只要他以开“乡友会”、“搞招待”为名，给下属打个招呼，几万、十几万的现金就进入了自己的腰包。值得一提的是，继薛五辰之后上任财政局局长的何乃亮也是用重复报账、假发票入账、虚报支出的手段大肆贪污。如出一辙的作案手段，可以看出失去监督和制约带来的后果。贪欲加失去监督的权力，铸成了一个使胡长清也“甘拜下风”的“河南一大贪”。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