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到天津去寻觅曾国潘当年的足迹，却意外地发现了李鸿章的私宅。那天，我在三岔河口站了许久。不知不觉出了神。

　　“喂！你站在那干吗？不怕掉到河里去？”

　　“说你哪，我看你站了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事想不开？从这里掉下去可就喂了鱼了。”

　　一位老者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人家，您还记得火烧望海楼么？”我连忙问，我真希望从这位老人身上重新走回历史，在历史中写出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后人写出历史不真实的记录。

　　“当然知道，天津人有不知道火烧望海楼的么？唉，今日想起来，有些人也够冤的。”

　　“这话怎么讲？”

　　“上面的指令下面人能不执行吗！不能全怪曾国藩，也不能全怪李鸿章，你说是不是？”

　　老人黝黑的脸上泛着红光，谈吐清晰有力。

　　“老人家，您可知道曾国藩在天津的事？尤其是在咱东马路大胡同和平路上的事？”

　　老人怔了一下，摇摇头说：“曾国蕃咱自然知道，可他在咱天津做了什么事咱可不知道。”老人忽然想起了什么，手指北运河岸边说，“你看，那不是直隶总督衙门的地方么，李鸿章就是从咱这里过金刚桥去上班的。”

　　“李鸿章住在这里，住在三岔河口？”我惊讶地问。

　　“没错，李鸿章就住在这里，就住在三岔河口，一过河就上班，多近啊！”老人肯定地说。

　　“老人家，”我问，“您说李鸿章住在三岔河口，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当然有，走，我领你去看看。”老人说着，和我走下三岔河口纪念碑，边走还边说，“我真以为你是要跳河自杀的。”

　　我暗暗地笑了笑，我想，这位老人一定是耿直且善良，否则，他不会看到我站在三岔河口良久而关心地走上前来。

　　老人已近黄昏的年龄，黄昏总是宽厚的，迷人的。

　　刚刚走下三岔河口，老人指着一块石头问我：“你看看这是什么石头？”

　　这块石头平放在一座门前的墙根，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表面坑凹不平，似乎底部还埋在土里，说不清是一块什么样石料的石头。

　　“你不是要证据吗？这块石头就是证据。告诉你说吧，这是李鸿章的下马石。”老人胸有成竹地说。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心中顿起疑问，如何证实这块石头是李鸿章的下马石呢？况且有下马石必然有上马石。

　　善良耿直的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笑了笑说：“你是不是在寻找上马石？”

　　我点点头。

　　“上马石原放在这个地方。”老人指了指南运河边上一块地方说：“滦河水通过来后，三岔口修建纪念碑时，上马石有碍工程的进展，就来了几个工人想挪动一下，结果是怎么搬也搬不动，后来来了起重车，把上马石吊起，想运走，结果在半空中落到海河里去了，那声音好响，把水溅起老高老高，后来就没人过问了。”

　　我站在运河边上沉思良久，或许李鸿章当年的上马石就这样会永沉三岔河口的底部，任其三河河水冲刷了。

　　“那李鸿章在此下马干什么呢？”我又问老人。

　　“干什么，回家呗，这是李鸿章的私宅，你看看这门，再看看门前的这两头石狮子，不就是李鸿章的私宅嘛！”

　　我看着这座画梁雕柱的大门，它们虽然显得有些破旧，上梁和两边粗宽的门框被人世沧桑剥落得露出木楔，但仍显得庄重与辉煌，高高的木门坎，仍显露着紫红色，或是敲掉了一块上身，或是后爪破损，残破满身，仿佛记录着血淋淋的历史、人世沧桑和大千世界的悲凉与凄楚。

　　此时，从院内走出几位年龄不等的男男女女，七嘴八舌地向我证实这是李鸿章的私宅，并邀请我进院内看一看。

　　一位中年男人告诉我，这是从天津版图上消失的一座住宅，房管站都没有这座住宅的记录。

　　“为什么？”我问，“那你们的户口在哪里？”

　　“户口当然有，就在当地派出所。”

　　“那你们为什么说这座住宅从天津版图上消失了呢？”

　　“你看，”中年男人指着旁邻的住宅说，“房管站修房子时，从马路边到这里全部修了一遍，外层还做了粉刷，到这里就不修了，问人家为什么不修，房管站说这座住宅他们房管站没有记录。”

　　我看见这座住宅的邻旁确实全修过了，也确实是粉刷一新，惟有这座三岔河口旁的第一座住宅，与整个环境和氛围有些不协调，显得孤独与无奈，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座住宅则更显得与众不同。

　　是因为李鸿章曾被人们骂为卖国贼，还是因为李鸿章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把这座宅院暂时放在这里，以供后人评说？

　　我应邀进院内参观，当今宅院内住了多户人家，显得杂乱无序，但院内的房间仍可看出当时主人的非凡气魄，当我穿过宅院从另一道门出来时，面对的竟是北运河的南岸。隔河而望的直隶衙门旧址显得更加宽阔。

　　我虽未加考证，心里已确认这是李鸿章的私宅了，否则，又有谁能在南运河的北岸始，到北运河的南岸止的三岔河口上修建这样一座深宅大院？

　　1878年的冬季对李鸿章来说，尽管清闲，却也不乏烦恼，那缘故便是其妻突发病症。

　　李鸿章派幕僚找到中国最好的大夫，吃了不知多少副药，然而其妻的病就是不见效。

　　这时，李鸿章想到了美国，请西洋医生给自己妻子看病，或许会令她痊愈。于是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派幕僚送往美国驻津领事馆。美副领事毕德格接到李鸿章的信后，不敢怠慢，立刻代请在北京的美以美会女医生郝维德来津。

　　郝维德到天津后，毕德格向她作了详细交待。

　　郝维德只是笑笑，作为医生，看病是她的职责，治好病是她的本分，然而，在毕德格面前，她还是“OK，OK”地答应着。

　　李鸿章对郝维德热情招待，派幕僚多方照应。

　　郝维德对这些已是习惯了，她坐在李鸿章妻子面前，询问病情，并不像中国中医那样诊脉。然后，这位外国女医生以她的程序为李鸿章妻子做了全面检查。

　　“会好的。”郝维德检查完后说。

　　果然经过郝维德的一番治疗后，李鸿章的妻子的病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如同常人。李鸿章看着病愈的妻子，竟引伸出了另一个想法。

　　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

　　其实，天津早已有西医医生，那还是1860年天津开埠之后，英法联军进天津后建立的一个随军医疗所。

　　于是，李鸿章解囊自筹款项，通过英国伦敦教会聘请马根济来天津。

　　实际上，马根济在这年的三月已达津门，主持英国基督教伦敦医院。李鸿章请郝维德给其妻治病，是通过美领事毕德格，因而不好介入，但在治疗过程中，马根济给郝维德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事李鸿章后来才听说，聘请马根济成为理所当然。

　　看到医院设备陈旧而简陋，资金也匮乏，这位责任心很强医术高超的西医大夫便上书李鸿章，请求协助。

　　李鸿章接到马根济的报告后，又为其广筹资金。

　　天津卫的一些官员、商人、洋人买办在李鸿章的号召下，纷纷捐款。

　　原医院建在天津河北区药王庙，根本无法解决重病人住院治疗。于是重新选址，建立一所全新的医院。

　　新址坐落在天津劝业场一带(今大沽路)，临近海河马家渡口，距海河大连码头较近，交通极其方便。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

　　《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如今这座医院尚在，现为天津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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