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与条例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这部被称为道德与法律之间搭扣的法规，终于“锁”住了。

　　昨天，从第九届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评选办公室传来消息，由于此次市民投票踊跃，投票总数大大超出评选办公室的预料，现在选票的统计工作仍在加紧进行之中，原定于今天公布的评选结果推迟到8月6日向社会公布，中奖选票的查询也顺延至7日开始。

　　昨天，又一批市民自发来到解放军309医院，看望挺身而出，协助民警袁时光擒拿歹徒的见义勇为者张林、何棋。从张叔权到戴振华、李强、耿洪泉再到张林、何棋，人们说，今年京城见义勇为的好汉真是层出不穷。

　　在耻辱中奋起

　　“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和已经延续了9届的“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的评选活动是分不开的，也和北京人的一次“奇耻”分不开。

　　30岁以上的北京人大概都还记得80年代末发生在龙潭公园令人汗颜的一幕。上百名北京人站在湖岸上望着落水者在水中挣扎，无一人援手，对闻迅赶来下水救人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人出言冷嘲热讽。

　　那件事在京城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也成了十多年后这部法规出台的最初因由。

　　采访过那一事件的北京晚报记者张明非后来说，当时她的心都凉了：一向以急公好义、乐于助人闻名的北京人，怎么竟然变得如此冷漠？怀着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一个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主旨的活动计划在张明非和她的同事们的脑子里成形了。为了这个计划，张明非在采访一次市委全会时向京城八大城区的书记、区长们寻求支持——她得到了7.8万元赞助费，由北京晚报与市文明办共同主办、八大城区及首都其他新闻单位联办的第一届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评选活动从1991年上路了。

　　于1992年年初召开的第一届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表彰大会隆重而热烈，身披大红绶带的20位见义勇为好市民从市领导手中接过了见义勇为奖杯——由三双手托起的一个圆球，象征着众人托起正义与光明，这也成了“好市民”奖杯的永久样式。那届表彰会还发生了不少小插曲。在洪水和泥石流冲来的时候，置自己的家园于不顾而赶到学校保护孩子们的延庆县农民于淑兰被授予第一届见义勇为好市民称号，而她半辈子连延庆县城都没有到过，恰恰那些日子又赶上延庆大雪封山。为了让于淑兰赶上表彰大会，延庆县公安局派出两位民警开着吉普车顶风冒雪将她送到了市内。当于淑兰赶到表彰大会会场时，大会已经接近尾声，为了她，乐队再次奏乐，市领导为她单独颁奖，在场的人无不以热烈的掌声向这位善良厚道的农民表达敬意。在表彰会上，市领导当即决定，每年拿出10万元专款作为见义勇为基金。牡丹电视机厂优惠提供了好市民的奖品———18寸彩色电视机。北京酿酒总厂离休干部王淑芬从电台广播中得知见义勇为基金成立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市政府捐款200元，成为第一个向基金捐款的个人。

　　知耻而后勇，从领导到市民、从政府到企业，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道德重建的期望与决心。

　　从1991年开展评选见义勇为好市民活动以来，全市共评出“见义勇为好市民”216名、积极分子近千人。在这1000多代表人物的背后，是“见义勇为光荣，见义不为可耻”的共识正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渐渐凝聚。

　　在“完满”中契合

　　李某：朝阳区水碓子市场个体户。1993年6月，因制止歹徒伤害一无辜残疾老人而被扎成重伤。出于种种原因，此案一直没有最终结果，案犯几次被拘留又被释放，他本人也得不到任何赔偿。在今年的环境整治中，水碓子市场又被取消了，李某生活无着。

　　王景兰：门头沟向阳小区居民，无业。1994年5月14日，邻居家因液化气罐爆炸起火，王救火时，被火浪冲倒，为治伤，先后花掉医疗费3万余元，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宁键：北京某实业公司业务部经理。1996年2月26日，他乘13路公共汽车行至北小街豁口时，因制止歹徒行窃，被歹徒持刀扎成重伤，住院治疗费共1.7万余元。他所在单位以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为由，不给出医药费，他治病期间的工资、奖金也被扣除了。

　　郭志业：北京翠微路小学教工宿舍传达室值班员。1998年10月16日上午，该校教工楼13门201室因用火不慎造成火灾，火扑灭后，人们在失火现场附近的楼梯上发现了郭志业的尸体，光着上身并有大面积的灼伤。但没有人证明他参与了救火，他的救火行为得不到认定，也就无法认定他是因见义勇为而牺牲。郭志业的家属多次写信上访，要求给老郭一个说法，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这是一组摘自《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说明中的见义勇为者遭遇的案例，令人心酸而无奈。

　　应该说，在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评选活动一开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就是这项活动的一个主旨。主办部门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始终在探索着如何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建设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看望、慰问、批示、现场会，相当一部分见义勇为者的实际困难得到了解决。但这种靠领导特批，工作人员多方奔走、协调才勉强得以完成的状况，并非长久之策。要形成一套完整的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体系，惟有立法一途。几年来，在市人代会、市政协会议上，先后有100多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议案，要求制定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法规。从1992年开始，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就开始着手筹划立法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数易其稿的“条例草案”终于出台了。

　　去年11月9日，经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决定，“见义勇为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集修改意见，一时间形成了社会各界争说见义勇为的热烈气氛。在20天的讨论中，共有近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见义勇为修改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近6000条。市文明办发放调查问卷4000份，由于一些市民争相复印，结果收回问卷5438份，98.8%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市制定见义勇为地方法规非常有必要。

　　今年4月，再次修改后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正式通过。

　　从“好市民”的评选到“见义勇为条例”的颁布实施，正好是9年时间。道德与法律在“9”这个象征完满的数字上契合，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着“见义勇为”这一中华民族古老的道德风尚重又焕发出奕奕的光彩。

　　在时间中验证

　　倾注了立法人员和法规起草人员乃至社会各界大量心血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全文25条。条例对“见义勇为”的界定，条例的适用范围，主管部门，见义勇为基金会和见义勇为基金，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本着切实解决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带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的原则，条例对见义勇为人员经常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例如：见义勇为负伤怎么办？抢救时没有钱怎么办？医疗费最终如何解决？见义勇为人员负伤住院期间生活怎么办？致残或牺牲了怎么办？见义勇为人员牺牲了其家属怎么办？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因见义勇为受到打击报复或者威胁怎么办？等等。有关法律专家认为，该条例是一部适用性、可操作性均很强的地方法规，对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能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为了配合条例的实施，有关部门还同时出台了《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进一步规定，市和区县以政府拨款的方式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此外，为补充基金和减轻政府负担，本市依法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向社会募集基金，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除对“好市民”颁发不低于1万元的奖金外，区、县人民政府每年对事迹突出的见义勇为人员及时进行表彰，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颁发不低于5000元的奖金。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条例》颁布执行了，它能否成为每一位见义勇为者坚强的盾牌，还要在今后的执法中受到检验。至于它能否对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起到推动作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无独有偶，在《条例》实施前不久，北京晚报另一位记者王远也采写了一篇报道，在朝阳区的一个水坑边上，数十位身强力壮的民工眼看着一个儿童淹死了。似曾相识的新闻事实也在此契合，同样充满了暗示。我们可以从十多年的时间里看到希望，比如再不会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已就是旁观者之一，正如关于“大学生为救老农而牺牲是否值得的讨论”就不会再展开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道德重建之路的漫长与艰辛，这条路绝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缩短或者延长。

　　从这个角度说，《条例》实施了，只是开始。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