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保障社会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上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有关保险的纠纷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寿险的险种中，因拒赔而导致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不鲜。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公布的四大投诉热点中，保险投诉榜上有名，今年此类案件又有上升的趋势。

　　1996年，平安保险公司推出“100万元保额”的新险种，其推销员到上海宏远实业公司游说：“我们平安保险公司为了与对手竞争，这次是将意外险与疾病险捏在一起做，共列了168种，每缺损一颗牙齿赔1万元，小肠切除二分之一赔30万元，切除一个肾赔40万元……”何思远被说动了，当即买下一份保单，每年付保费7.38万元。没料到，2年半后，何思远的左肾因患癌症手术切除。

　　何思远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拟定的《保险合同》第7条、第20条及其附件《人身保险意外伤害残废给付标准》第74项(一侧肾切除，给付40%)，向平安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要求理赔人民币40万元。不料，该公司回信称“您因疾病而导致左肾缺失的情况不符合条款中约定因疾病导致身体全残的范畴。因此，本公司对您的理赔申请歉难给付”。

　　经多次交涉无果，1999年6月17日，何思远将平安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告上法庭。

　　对于原告何思远的索赔，被告表示“歉难给付”，理由是：“本公司条款约定的身体全残是指身体完全永久性残废。两眼视力完全永久丧失；咀嚼吞咽及言语功能完全永久丧失；中枢神经或胸腹器官严重残疾，终身需护理；两上肢关节以上丧失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两下肢踝关节以上丧失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和一下肢踝关节以上丧失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

　　由此，保险公司告知何思远：“显然，您因左肾疾病导致的左肾缺失并不符合身体全残的范畴。本公司依据条款的约定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作出上述决定。”

　　在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告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对全残概念又作解释：一只肾失去不能算全残，只有失去了两只肾才能算全残。此言一出，旁听者一片惊愕。由于审判长很快宣布休庭，因此，旁听者无法从法庭辩论中再去了解人失去了两只肾后将如何继续存活的“故事”。此后该案辗转三个法院，一拖近一年屡审不结，引起了全国法律界及保险业数位专家的关注，他们纷纷对此案发表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林嘉认为：从法理的角度讲，保险合同是保险关系建立的载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诚实信用合同，其特点是用格式合同来订立，即保险公司通过预先制定好的条款交给投保人，投保人接受后，保险关系成立。由此，涉及到保险的格式条款在订立时就该明确哪些是可以归入合同、哪些不可以归入。现在在建立保险关系时，只强调投保人有告知义务，如健康状况、年龄、单位等，而忽视了保险公司的告知义务。在签订合同前，当条款出现不明确字眼的时候，保险公司有必要告知投保人所涉及的利益，不能等出险后再自作解释。

　　北京大学法学博导、教授巩献田认为：近来出现的一些保险纠纷，往往是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某些部门、职业、岗位变成了特权，使得小范围的利益超过甚至对立于国家利益。怎样才是真正保护我国的保险业？保险公司欺诈投保户的行为等于自杀。最近一些保险纠纷反映出保险业存在的负面情况，显示出部门利益、法律意识、道德良心等之间的矛盾纠葛。我国成立保险业的根本目的是救济个人，如果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这个保险公司也就不保险了。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于安认为：保险业本身是一个需要高度诚信的行业，同时也是具有高度风险的领域，也最易发生诚信危机。其主要起因是合同条款及解释的问题。在争议发生时，合同解释必然会出现，当初在保险公司推销保险时便可能会埋下隐患，因而保险公司应尽的告知义务对是确保其诚信的要求。

　　于安教授还认为：作为一种产业，商业保险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也有诚信的道德义务，现实中两者往往会产生矛盾，如何处理由此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明确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是一个理性的原则，如果丧失理性，也就丧失了公正性。

　　截稿前，笔者看到了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2000(434)民事裁定书：因对有关保险条款理解有异议，原告何思远向平安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寿险)提出退保，平安保险公司同意按条款以现金予以退款。平安保险公司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何思远在患病期间所发生的部分医疗费用给予一次性补助。何思远同时向法院提出撤诉获法院同意。

　　何思远不愿透露具体的补助金额，但称其对补助结果“相当满意”。此案总算有了一个令保险公司、法院、投保者三方均满意的“无言的结局”。胡喜盈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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