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份沈阳市出台了《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行人在机动车道内行走，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的，行人负全部责任”。今年5月25日，上海市对一起交通事故进行了判决：那位因乱穿马路而被车撞致死的老人必须负全责，因为其违反了《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项规定，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行人在设有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人行横道处100米范围以内，不走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人行横道而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死者应负全责。从今年4月至5月，共有730人被车撞死、撞伤不获赔偿，有的甚至还要赔偿事故另一方的损失。然而不久前，北京市交管局明确宣布不会实行“撞了白撞”，从而使“撞了白撞”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道路交通事故大体可分高速公路(包括铁路、飞机跑道等)上的交通事故和普通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两种。不管是哪一种事故，从国际惯例来看，都不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导致“撞了白撞”情况的发生。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高速运输工具引发的交通事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是不吻合的；一些行政机关从此条规定中推断除高速运输工具外，普通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可以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观点与做法更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容的。

　　首先，“撞了白撞”(即处理交通事故纠纷完全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与现代法治既重视处罚行为的合法性，亦兼顾处罚行为的合理性的基本精神相悖。现代法治在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惩罚时，必须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惩罚的合法性。意思是，被惩罚的行为是法律明确规定违法的，惩罚这种违法行为又是法律明确规定允许的；二是惩罚的合理性。在符合了惩罚的合法性原则之后，还要注意惩罚的适度性、合理性，绝不能畸轻或畸重。所以，现代刑法一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官在判决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当何罚时，应严格遵守刑事法律规范或先前的判例原则，不能搞罪刑擅断、罪刑君(主)定、罪刑群(众)定，等等。另一方面，现代刑法还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法官把罪犯的犯意，社会危害性程度与对该罪犯惩治的力度科学地结合起来，既不要量刑畸轻，也不要量刑畸重。

　　现代刑事诉讼法既肯定诉讼阶段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又强调刑事强制措施的适度性(合理性)。此即“刑事追究措施的相应性原则”。它禁止刑事强制措施的过度使用，特别是涉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追究机关在采取措施时要把握在种类、轻重上与被追究的行为相适应。对轻微的刑事犯罪行为，决不允许执法机关以取证调查困难等原因而将举证责任进行转嫁，或者断然采取过重的强制手段。

　　总之，对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必须追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追究时又必须注意追究的适度性。而“撞了白撞”却不是这样，行人乱穿马路，固然有过错，但因为这一过错，就一定要完全由他自己来承担生命丧失或终身残废的全部后果吗？行人乱穿马路是违法的，侵犯的是别人的通行权，但如果允许“撞了白撞”，就有可能使驾驶员无视乱穿马路者的生命健康权。那么，驾驶员通行权与乱穿马路者的生命健康权，哪一个更重要？显然是后者。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对它的保障理应优于对通行权的保障。而“撞了白撞”却把对人的通行权的保障置于生命健康权之上，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另外，“撞了白撞”还与现代法治“抑强扶弱”的基本精神相悖。行人与驾驶员，在行使通行权方面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行人处于相对弱的地位，驾驶员处于相对强的地位。现代法治在处理两个权利人的权利冲突时，一般都是注重保护弱者一方的权利，这正是现代法治可亲可爱的平民性表现。如果允许“撞了白撞”，则不利于保护作为弱势一方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果不允许“撞了白撞”，则有利于促使驾驶员重视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何优何劣，岂不一清二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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