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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道：中国维和警察在东帝汶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8月21日15:15 华商报

　　中国维和民事警察是怎样选择出来的？他们是些什么人？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在维和中有哪些任务，目前的国际维和任务共取得了哪些发展？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如何？这些都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了让国人对中国维和民事警察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本报特别约请联合国驻东帝汶维和民警总部行政部长廉长刚先生，为本报从东帝汶发回了关于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在东帝汶的独家报道。

　　 1999年初，公安部及有关部门开始选拔全国首批维和民事警察。维和警察的人员挑选并不容易，选拔的第件相当苛刻，最起码得通过“五关”：第一是英语关，要求每个候选人的英语水平必须在非专业六级，专业四级以上，听说能办俱佳；第二是政审关；第三是业务关；第四是形象关，对每个候选人的五官、身材、体态和仪表都有很高的要求；第五关是年龄关，缺乏经验的年轻警察不适合，经验虽然丰富，但体力不够的年龄大的警察也不合格，最佳的人选是年富力强的，具体地说就是至少7年以上警龄，家庭和睦，已婚有孩子的更好。

　　按照这一苛刻的标准层层选拔，40名被全国各地警方推选出来的优秀警官又经过严格的考试，经专家综合测评，最后只录取了20人，成为中国警方首批联合维和民事警察受训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人员，英语是工作语言。为了营造语言环境，学员从入校开始，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的生活，教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都一律用英语，强化英语的听说能力。

　　熟练的驾驶技术是每个维和警察必备的技能。因为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时，必须人人会开车，且要按联合国的一套数程来训练。就说发车吧，国内警察开车一般上来就开，而维和警察则要求接到车，先要围着车转两圈，仔细检查车况，机油、汽油、电瓶情况是否正常，随车的工具像千斤顶、钢缆、防弹车钢板、钢铲、沙袋是否齐全。还要检查随身装备，如饮用水、野战食品、防弹背心、钢盔、夜视仪、全球定位电台以及有效证件是否带齐，这些例行检查完毕后才能发车。语言和驾驶两项基本功训练完成，接下来就是业务培训。

　　首先是生存训练，诸如在巡逻时发生意外如何处置，怎么才能脱险，求生等情况都要考虑到；其次是武器的识别，虽然维和人员都不配武器，但同样要熟练识别了解各种武器的性能、特点，以防不测；其三是学习掌握联合国工作的一些常识。维和警察常要与世界粮农组织、能源组织、卫生组织、难民署、红十字会等进行协调，怎么打交道，如何沟通都是必备的常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军事维和人员的介入是保卫和平，而维和警察的到来则是重建和平。因此维和警察的驻扎逗留期限往往要超过军事维和人员。

　　 1999年12月7日，我被直接通知参加选拔考试，接到联合国的授权书时，我还在瓦房店市公安局挂职锻炼。由于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经历，是这次派出维和民警中惟一一个无需经过3个月培训，直接经过考试选拔上的民警。

　　联合国维和警察部队由世界上40多个国家派出的2000名民警组成。担负的任务是建立法律秩序，调查大屠杀真相。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中国选派的15位民警将与世界40多个国家派出的2000名民警一道在2000年1月底前进驻东帝汶任务区。2000年1月24日，我们15名维和民警从北京出发。在进驻东帝汶任务区之前，联合国设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维和民事警察培训基地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英语和驾驶考试，我国的15名警察均顺利过关。

　　联合国驻东帝维和民事警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调查东帝汶被占领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真相。眼下，维和民事警察正在帕萨比村调查当地一个乱葬坑。据当地的老百姓称，在这个长500米、宽300米的大坑内共有50人被亲印尼的民兵组织杀害后掩埋。截至目前为止，维和民事警察已经在这里发现了16具残缺不全的遇难者尸骨。

　　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在调查大屠杀真相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亲印尼的民兵组织。迄今仍在活动的民兵组织包括：“哈利的纳尔民兵组织”、“埃塔拉克民兵组织”、“马哈迪民兵组织”、“贝什、布思民兵组织”，还有一些据说参与了维和民事警察正在调查的大屠杀的零散的民兵组织。

　　根据派驻东帝汶首都帝力的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1月4日提交的报告，首都帝力地区的犯罪率最近骤升。为了保护维和民事警察的人身安全，驻东帝汶维和民事警察已经向联合国申请额外的人身安全保护装备，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快速反应警察分队”和一个“边境控制警察分队”。

　　驻东帝汶维和民事警察成立这两个新分队也是大势所趋，因为从近日起，一直担负维和任务的澳大利亚军队开始逐步削减派驻东帝汶的军人，把维护社会安全和平的任务逐步移交给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根据统一布置，维和民事警察分为民事警察(包括边境警察)、快速反应警察和海上警察，我们15名警察均属一般民事警察。

　　我们当中，6人分派到帝力市看守所当监管人员，3人分派到帝力市警察局当巡警，两人分派到LIGNICA，两人分派到DCUSS警察局，我和公安部外事局的饶灏分派到SAME警察局。为避免一个国家派出的警察集中在一个警察局而影响联合国的作用，各个警察局均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警察组成。在SAME警察局，除我们俩人外，不家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西班牙、约旦、斯里兰卡、加纳、冈经亚等国家的警察，目前总警力为32名，其中女性警察为3名。按计划最终警力应达到57名，下设三个分局。

　　东帝汶的条件艰苦出乎我的意料，维和民警生存依靠的是三件武器：纯净水、药片、罐头。

　　我到达东帝汶时看到，这里的大量房屋被烧，公共设施被毁。尽管如此，当地人很是乐观，局势稳定，秩序井然。东帝汶人憨厚淳朴，热情友好。当我们驾驶联合国警车去各村巡逻时，村民们都会迅速走出房屋，老年人会摘帽向我们致意，孩子们则向我们高喊：“Hello，Mister！”东帝汶当地人口混杂，至少有36个民族，最基本的民族是阿托尼人、葡萄牙人及大量的贾瓦尼移民。我在这里还看到一些华裔，在我住处的街对面有一个本地最大的商店，就是由一个祖籍广东的中国人开的。

　　进驻东帝汶之前，有许多人跟我们讲，东帝汶条件艰苦，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在联合国达尔文民事警察集训基地，教官也跟我们这么说。当时，我都没有放在心上，总认为小时候在农村生活了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东帝汶的生活再苦也能应付。可到了东帝汶后，当地情况的艰苦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到达帝力市的当天，联合国民事警察总局的后勤官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瓶水，告诉我们当地的水不能饮用，只能喝瓶装纯净水，一天只发一瓶，要省着点喝。帝力市特别热、走一会儿咱就汗流浃背，每次我只喝一点点，生怕喝光了。缺水是我们要克服的第一大困难。

　　总局的人事官员要我们到临时设立的医疗所，每人领一瓶防疾的药片，一天必须吃一片，否则可能患上疾。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记得在我们出国前集训时，去过柬埔寨参加维和工作的同志说，当年一位参加维和的同志就是患上这种病回国后医治无效而牺牲的。东帝汶整天下雨，蚊子特多，染上这种病的机会更多。因此，防止蚊虫叮咬，以免染上疾是我们要克服的第二大困难。直到现在，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吃一片叫做Doxcig的药片，白天上班前，还要在身体暴露处涂上防蚊子叮咬的药水。尽管炎热，我们出去时尽量穿长衣长裤。

　　吃饭也是困难之一。本地没有一家饭馆，一日三餐都得自己做。当地市场几乎实不到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蔬菜，只能买到小得可怜的只有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土豆和老得不胡再老的芸豆。无奈，我们只能买些罐头食品就着饭吃，倒也省了不少做饭的时间。面对这种异常艰难的生活条件，我们咬牙坚持着。一天，一位美国警察悄悄告诉我，刚刚到达SAME的葡萄牙警察受不了了，他们当中的一位高声嚷道：“这哪是人住的地方：”我听后一笑，无言以答。

　　大年初一没吃上饭，自己找房子住的国际维和警察，蝎子拿我们的鞋子做窝。

　　东帝汶发生暴乱后，各地的大部分房屋被烧，住房异常紧张，即使找到住房，条件也很差。由于联合国不负责安排我们民事警察的食宿，我和饶灏被分派到SAME警察局的当天晚上，只好在警察局的简陋办公室过夜。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国内正是全家团聚欢度佳节之时，而我俩只能和衣躺在从国内带来的行军床上，饥饿困乏难忍，这天我俩竟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按照计划，我们那天要到SAME报么。早晨5点起床，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来到飞机场。在等直升机的时候，我们各自吃了一个苹果算作那天的早饭。

　　中午到达SAME后，当地没有饭馆，我们只能忍着，心想等找妥房子晚上再开火做饭，大年初一总不能吃不上一顿饭吧。结果，天不助我，没找到房子。下班以后，其他警察陆续回去，只剩下我们呆呆地坐在办公室，你看我，我看你，哭笑不得。天无绝人之路，我猛然想起我在达尔文市采购饮具时曾买过两盒方便面以备急用。可放在哪个行李里，我一时记不清了。我们只好逐一打开所带的6个大行李，才如获至宝。

　　 2000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糟的一次，但也是最令我难忘的一次。那晚，由于蚊子叮咬，我几乎一夜未眠，只能坐在床边，在黑黑的房子里呆呆地望着窗外天空中的月亮。第二天，我们总算租到一处房子，正确地说是租了两个房间，这栋房子的另三间已被先期到达的三位美国警察租用。屋里没有什么家具，房顶四周还透亮，蚊子可以长驱直入。由于当地没电，晚上也不能干什么，我们只有早早入睡。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蒙胧中感到一个软体物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我忙起床打开手电一看，竟是一只壁虎。我大吃一惊，本能地用手迅速把它扔到地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我用手电往墙上照了照，竟发现有五六只壁虎在墙上，不时地发出叫声。

　　这里的蝎子更可怕。有一天，与我们同住的一位美国警察把我喊到他的房间。原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6只死去的蝎子，他说可能是昨晚睡觉前往各个角落喷的驱虫剂杀死的。我听说一位澳大利亚警察几天前被一只蝎子蜇了一下，疼痛难忍，很长时间红肿不消。一天早上，我的房东一瘸一拐地来到我的房间，说早晨穿鞋时被钻进鞋里的蝎子蜇了一下。他叮嘱我，穿鞋之前一定要看看鞋里，现在我每天早晨穿鞋前，总要仔细看看，并尽量使劲抖抖，生怕蝎了躲在鞋里面。

　　警察局长赠警徽，关押杀人犯的监狱没有门窗，杀人犯可以随时进出。

　　一天，我到帝力市看守所看望我国的六位警察。这里的看守所与国内的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任何安全防范系统。所谓的看守所，是以前什么人用过的简易办公室，三间大房间当做羁押室，每个房间里关押着20多名杀人犯，房间都没有装门，更谈不上上锁。监管警察只是拿一把椅子坐在门口，面对面地监视着犯人。犯人可以走进走出，或者出来上厕所，或者出来乘凉。

　　事后，我告诉我们的警察：弟兄们，晚上值班可要留点神！这些可都是杀人犯，判决后必死无疑一旦他们越狱，你们可是首攻目标。他们说，这个问题已向有关人员反映过。分派到澳乎提警察局的薛明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他说他所在的警察局只有十几个人，由于各国警察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差异较大，感到很新鲜。警务工作中，大家互相交流，学到了人家的优点，别人也学到了我们的长处。由于各国警察讲的英语口音不同，经常出笑话。来自天津市公安局的李平在帝力看守所工作，他精通计算机，乐于助人，赢得了同事的好评，现在他已是主管看守民后勤工作的行政助理。

　　与我在一起的饶灏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语能力过硬，比较活跃、善于交际。分派到其他地区的我国警察工作也很出色，只因SAME地区没有电话，无法跟他们沟通，也就无法知道他们的详细情况。来自美国新黑西哥州名叫霍桑的警察曾对我说，他第一次跟中国的警察相处，认为中国警察非常棒。为了表示友谊和尊敬，他把一件崭新的美国警服送给我做纪念。来自非洲加纳的警察尼尔逊与我同在一个巡逻组。他说，加中两国关系一直很友好，这次又见到中国警察院校的教授，感到十分荣幸。

　　他对我特别尊重，每次外出巡逻，他都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并一口一个“指挥官”地叫着。当我说下一个地方应去某某村时，他往往“啪”的一个立正：“Yes，Sir！”我被他逗得哭笑不得。由于尼尔逊这么叫我，后期编入我们组的一位叫阿罕默德的约昊警察真把我当指挥官了。一天，我们到一个村发联合国的有关材料，阿罕默德对村民介绍说我是指挥官。我抽烟时，他给我点火；我上车时，他给我开车门，弄得村民们对我点头哈腰，还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什么大官呢。

　　一天，SAME警察局局长John Burrow先生亲自来到我们组的住处，把镶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徽志的木匾送给我们，对我们对他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原以为他对每个国家的警察都赠送木匾，后来听说并非如此，我感到很荣幸。(廉长刚口述师永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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