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公家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性，这一点值得怀疑。有许多事例可以表明这种怀疑不是无中生有。例如河北省霸州市一派出所所长杜书贵，见人不让路就开枪；例如郑州的一公安局长张金柱，把人拖在轮下狂奔；例如有一些地方“逼农致富”，把农民逼得有家难回；例如有人搞刑讯逼供等等，都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公家人”是否具有人性，至少是否具有完整的人性的问题。

　　最近又见报道，四川省威远县一辆载着孕妇奔往医院的汽车，在离医院500米的地方被“运政”人员拦住盘查，孕妇与胎儿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运政”人员偏要反复查验各种证件，好像此时各种行车证件比起生命更马虎不得。而且就在行车证件齐备、孕妇家属下跪求情的情况下，检查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铁面执法”之下，抢救时机失去了，孕妇和胎儿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起事件，对判定“公家人”的人性是否健全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爱护妇女儿童，古今中外都是人之常情，临盆妇女孕育着新的生命，更是具有起码道德良心者不能不加倍保护的对象。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我在农村里看到，农夫们就是对一只快要生产的猫，都给以十分关爱的对待。然而，在“运政”人员那里，却是只管查证，查是否违章载人，而根本不管人的性命如何。

　　这使我不知所谓“运政”，到底所为何事了。是为着“运输安全”么，运输安全也应是为了人的生命安全。但当人的生命已经处于不安全状态时，尽快完成抢救，应当成为“运政”的首要目标，何以这些人却置人命于不顾，把那“运政管理权”使得威风八面呢？司机说：“要扣车，我送人到医院后再给你们开回来！要扣证，所有的证件都在你们手里”，然而在“运政”人员看来，这样说话正是一种冒犯，按他们的想法，我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想怎么查就怎么查，哪容你来安排我怎么做呢？在这时，权力的意义绝对超出生命，“权性”的意义绝对超过人性。

　　我记起张志新的遭遇。她在被枪杀前，喉管已经被割断了。那时，做这毫无人性的事情，动因肯定是“阶级仇”，一个人不服从“真理”，便属于“反动阶级”，对他们越是能够下狠手，就越是能够证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故而，人性是不能有的，首先是要讲阶级性。

　　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人性是否应当作为人之为人的首要条件，还是难说。比如“没有抽象的人性”就是一个很流行的见解，谁要谈人性，就难免遭“抽象地谈人性”之讥，惟有先弄清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人还是女人、共产党人还是群众，如此这般“具体地”谈，才好谈人性问题。这种“具体”的结果，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结果把人性的普遍性否定掉了，这性那性好像都比人何以为人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具体的人性”之下，没有人性的东西替代人性粉墨登场，阶级性为先，就可以割喉管；“官性”为先，就可以乱使唤人；衙役性为先，就会当打手；“权性”为先，就可以把查证弄得比抢救生命更重要；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可能遭受非人性的对待。

　　如果社会需要对人的奴役，如果社会存在着对人奴役的机制，人性就将难以生存。奴隶主肯定也不承认“抽象的人性”，而只能承认奴隶的人性与奴隶主的人性；专制君主肯定也要人先分清楚君与臣，再谈君性与臣性；种族主义者则要谈“白种人之人性”和“黑种人之人性”，他们决不讲“抽象的人性”的。某些“公家人”何以搞得连人性都成了问题，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应当从社会学上寻找答案。惟改进社会运行机制及一般社会意识，庶几可恢复少数“公家人”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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