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特区在我国的南方诞生了，它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从国际方面来说，国际形势走向缓和，70年代中国就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在经济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发展的趋势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人为地割裂生产和消费的国际间的联系，而只能积极地利用这种关系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大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都更加引人注目。而就在国际关系走向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过程中，一部分国家或地区抓住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这些国家对外开放、实现腾飞的经验、形式很多，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开办经济性的特区。到80年代末则有1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900多个经济性特区，经济特区日益成为很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选择。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区对其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引起许多国家竞相效仿、借鉴与推广。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都与“四小龙”非常相似甚至相同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借鉴意义就更加明显。

　　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难得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创办特区提供了借鉴、学习的机遇。

　　从国内方面来说，粉碎“四人帮”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坚强领导集体，广大人民对多年的政治斗争已深恶痛绝，人心思治；经济上，新中国成立后，也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党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经过10年动乱的破坏，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很少改善。改变这一状况迫在眉睫。

　　打开国门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创办“经济性特区”的成功，使中国领导人受到深刻的启发。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慢，还谈什么优越性？”，“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把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会上许多老领导也指出，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应允许外国人到国内办厂，扩大贸易等。

　　为了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反映人民的意志，毅然作出了党的十一届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决策作出以后，在毗邻港澳台的地方建立特区就得以酝酿。特区创办除了迅速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之外，还有另外的两点重要考虑：

　　第一，为改革开放探路子。对此邓小平同志作过深入思考，他指出：“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先从东南沿海搞起。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这也得先找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趟路子，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关系不大。

　　第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准备。1979年元旦中央正式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号召海峡两岸实行“三通”、“以通促统”，继而提出把深圳建成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指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与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实现祖国统一，被邓小平同志称作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

　　这些决策和考虑，就成为创办经济特区重要的国内背景。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经济特区的建立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特区先后正式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试验拉开了序幕。

　　我国经济特区于1980年8月正式建立，此前经历了转折、酝酿、试办、建立四个阶段。

　　历史性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我国只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我国156个工业骨干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加上我们党“左”的思想逐渐上升，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进一步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断绝了一切对外交流合作，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而恰在此期间，世界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发达国家和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深刻变化。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出访外国，中国与世界飞速发展的经济技术相比，反差如此之大，给人以强烈震撼。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1978年3月到9月，他多次说，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要把世界先进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有条件吸引外国的先进技术。1978年12月，他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全会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标志着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彻底结束，为经济特区的创办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杀出一条血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探索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资金、技术、设备的具体方式途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引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社总编辑多诺万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1月29日至2月8日，邓小平先后访问美国和日本，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局势、双边关系等问题同两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同时美、日的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再次给他以深刻印象。5月，他在分别会见美国和日本客人时，又一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方针，他说，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些论述初步奠定了邓小平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

　　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那里的发展经验引起了两省领导人的注意。台湾在1965年建立了高雄出口加工区，在传统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加工制造业，取得了很大成效。我国香港利用自由港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成为东方金融贸易中心。

　　1979年1月，广东省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向省委汇报时提出，解放思想，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他建议在汕头搞一个像台湾高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得到了省委的赞成。同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当时任广东省委负责人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汇报，提出在临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领导听了后也说要搞。两省的意见首先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和倡导。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等同志的汇报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这一要求。

　　深圳先行一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同志研究试办特区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划出一块地方，试办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试办特区并在特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省委的报告提出的设想是：“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和旅游等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并且采用国际通用的各种合理的形式吸收国外资金。这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重要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委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划出一块地方，试办“出口特区”。中央批转通知还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的路子。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快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党中央确立了建立特区的决策。四个特区开始了建设，深圳先行一步，而在深圳特区建设中，蛇口工业区先走一步，1979年7月，即中央通知下发的同时，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动工。

　　“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1980年1月，国务院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党组在《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几个问题》的请示中指出，在平等互利、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原则下，目前各项规定应当放宽一点、灵活一点，让外资有利可图，具有较大吸引力，以利打开局面。

　　1980年3月，谷牧副总理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总结两省试办出口特区的执行情况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的情况，讨论研究当时存在的问题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会后向中央提交了会议纪要。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了这次两省会议纪要。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把我国“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这个名称表明，我国经济特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兼营工、商、农、牧、房地产、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而不是单一经营的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二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即它只是在经济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吸引外资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政治上的什么特殊形式，既不是像将来香港、澳门和台湾那样“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也不是过去的外国租界、殖民地。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的一项崭新创造。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此后，有关特区的法律、法规陆续制订，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从此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务院还成立了经济特区领导小组和经济特区办公室。这样，我国最高权力机构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经济特区的建立，1980年8月成为我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的时间。(文／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教授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研究员 张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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