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杂志日前报道，近几年，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有一种现象引人注意：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至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现象等违法乱纪现象越相对集中。一些群众把这跟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相对应，称为“39岁现象”。据调查，一些地方在选拔配备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这样一个“原则”：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一些基层干部抱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基层组织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5年转为“股级”，再2年转副科，再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采取“倒退法”，就可以推算出自己是否“还有戏”。一些基层干部感到“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就开始混日子，甚至吊儿郎当。

　　［观察家言］“39岁现象”的出现，说明制度的设定对引导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进一步分析则发现，“39岁现象”的发生，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干部队伍事实上的“终身制”，即能“上”，不能“下”。由于这种制度的预先设定，导致那些年轻的基层干部一踏入这个“行当”，就产生了“终身为官”和“不断升迁”的心理预期；而当这种心理预期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阻碍时，就会出现“混日子”的行为选择。

　　中组部部长曾庆红日前在全国人事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是多年来困扰干部工作的一个难题。“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般不会有‘下’的问题。”现代政治制度中已普遍实行对官员任期的限制。这一点在我们的宪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即便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也不得超过两届。但我们的制度缺陷在于，对于以下的官员，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或者即使有也只是流于表面，往往是在甲地或甲位的任职到期后，再挪到乙地或乙位去继续当官。过去，我们往往把干部的“能上能下”仅仅理解为“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当然是应该的，但假如仅仅遵循这一原则，难免还会导致如曾庆红同志所指出的犯大错误者才能“下”的结果。这正是干部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因此，必须彻底破除干部的“终身制”，必须让每一个进入干部队伍的人从一开始就明白，你的任期是有限的，你的官员生涯也是有限的，从一开始就打消他们“终身为官”的欲望和念头，而做好“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的准备。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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