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

　　开庭在即。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称此案为北京市首例涉嫌商业秘密案。

　　这是北京金益康新技术公司第三次借助法律手段，对北京益康世纪软件技术开发公司发起的进攻。

　　此前，1999年10月，金益康以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2月，海淀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拘传益康世纪的主要负责人———张大波、王玉霞。2000年3月，金益康接受法律顾问的建议，依据新刑法中对于商业秘密罪的定义，再次向公安局报案。4月，海淀区检察院在对事实和证据充分论证之后，于26日正式将张大波逮捕。

　　金益康声称，曾任本公司技术开发部经理、北京市场部经理的张大波、王玉霞夫妇，对公司隐瞒实情，另起炉灶，于1999年2、3月先后脱离公司，违背与公司签订的《非竞争协议》、《非披露协议》等规定，4个月后推出的HRP2000———通用人事劳资管理系统软件，盗用了金益康的产品GPMS———通用人事信息管理系统等系列软件的内容框架及核心程序，并利用原公司的客户资源，对其销售直接构成威胁。日前，张大波仍逮捕在押，4月身孕的王玉霞取保候审。

　　这是一场官司。

　　一场由跳槽员工引发的一场并不鲜见的官司。

　　然而它的故事中间，还有更多和人、和管理有关的争议。

　　决心

　　案件发生在正欲跻身硅谷的中关村。在胜行抢墙角、盗版、打击竞争对手种种事端的中关村，此事并不鲜见。跳出来诉诸法律的，金益康是头一家。

　　案情本身也更为有趣。

　　1993年7月，24岁的王玉霞进入益康信息(金益康的前身)，1995年底成为公司市场三部的经理；1995年底，张大波进入公司，一年后成为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主持GPMS升级方案的同时，还进行YKHRMS的产品设计。

　　1998年2月，王玉霞被调离公司，任北京市场部的经理。3月，王玉霞注册成立以她为法人代表的益康世纪。10月，益康信息更名为金益康，张大波转入金益康，成为占股7.71%的股东。

　　1999年2月，金益康撤销王玉霞的经理职务。3月，张大波从金益康辞职。8月，益康世纪推出HRP2000产品后，双方的不快便升级到法庭之上。

　　家丑外扬并对簿公堂的结果之一，是流言四起。IT界有传言说，原被告两家曾经情同手足，反目成仇只为产品上的竞争，他们指责原告不在自家产品上思进取，却借法律和舆论打击对方、炒作自己。

　　金益康总裁李志强告诉记者，他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更大的压力还来自金益康的境外投资者，他借用合作伙伴Intel的话说，“‘如果在中国的企业中，这么清楚的事情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对你们企业失去信心，对中国也失去信心。’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想向社会提个醒，面临各种人身攻击也好、流言蜚语也好，有的可以原谅有的不能原谅。企业和员工都应该在法制环境中得到发展。

　　对质

　　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软件开发的龙头老大自居的金益康，成立于1993年初，是该领域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其与国家人事部信息中心联合开发的产品GPMS，1994年作为全国人事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软件在全国推广，行业覆盖率达到100%。

　　1999年8月，金益康陆续接到老客户的电话，要求升级产品HRP2000的技术支持。此案的新闻发言人、进入金益康仅两个多月的总裁秘书秦海涛说，“我们这才发现社会上有一个跟我们基本相似的产品，它的核心程序完全是照搬我们的产品。金益康从益康世纪的网页上获悉，短短的几个月，HRP2000已销售了2000余套。

　　受海淀法院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比较了两家软件的同异性后，得出结论：HRP2000并不是GPMS、YKHRMS(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简单翻译，三者各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未发现两者有相同的程序段，只是在数据结构方面有相似和相同之处。

　　结论使金益康迅速转入刑事诉讼。面对民事诉讼由主诉人举证的制约，转由公安部门立案取证，他们通过科技部产权中心所做的鉴定，使得证据变得有效起来。秦海涛说：“我们最核心的源程序在他们的计算机内都被发现了。这个源程序除了我们公司的高层知道，员工根本不知道。在王玉霞的桌子上，还有我们当年搞客户活动时的客户亲笔签名的客户名单。

　　反驳

　　针对金益康的说辞，王玉霞列出14条事实原委逐一反驳；同时，认为取证不公的王玉霞说，她已请求市公安局参与此案的侦破。

　　反驳主要集中在是否违反协议及产品是否侵犯商业秘密上。王玉霞告诉记者，她未与公司签定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张大波签过，但是“如想限制公民的自由择业权利，那么就应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按照以往的这类案例诉讼的结果来看，如果在该协议中没有明确的补偿条款，则被视为显失公平协议，是不具有法律效应的。

　　张大波离开金益康时，与李志强签订退股协议，获得30万元现金及200套GPMS产品。他并未按约定行事———两年内不接受原公司竞争对手的聘用、保守公司秘密，而是在益康世纪继续人事管理领域的软件研发工作。这成为张大波被指控侵犯商业秘密罪最有力的依据。

　　每天上午，王玉霞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发呆、读各种关于商业秘密的法律书籍。阅读给了她一种希望，“看了以后我也很吃惊，81%多的原告败诉率。我们对自己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太了解了，假设有什么事的话也是民事上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

　　王玉霞认为，商业秘密应该是对方采取了保密措施，它能带来经济价值，有实用性，有经营性……“得几个方面同时成立，才能构成商业秘密。你公司不能说，随便一份资料就是商业秘密。至于犯法，那是违反约定披露使用商业秘密。违反约定这就很难说。像国外发达这么多年了，这些方面规范一些，在咱们国家，哪有什么约定？谁愿意签合同？可是签不签协议就两条路可走，当你想在这公司干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签；你不签，那你就走。这一签，就很可能是不平等条约，可你有什么办法？

　　回应

　　事态本身已显然对王玉霞不利。走上二层，益康世纪的办公室隐在北京西直门外西晴公寓里。面对记者的采访，王玉霞心情矛盾，她怕让客户知道她的处境，又不想听凭金益康大造舆论。从4月立案至今天，法律上“证据保全的条款，将使益康世纪在审判没有定论之前，经营陷于瘫痪。而这段时间内，李志强将带着他刚刚完成的GPMS升级产品和他的维权形象一起出现在众公面前。

　　在李志强看来，对法律的幼稚认识，是王玉霞夫妇为此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我们的侵害是多次的。一是把我们的软件核心都拿出去了，又自己仿造了一套，他没成本没价值又利用我们的客户关系销售，而且对外宣传好像跟我们是一回事。这对我们的形象、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公司、员工都是很大的伤害，如果他们这么做我们不处理，其它员工也可以这样。

　　“我们的产品升级换代有我们的一个计划，原来张大波是开发部的经理，这方案都是他来做，他当时一心二用了，所以方案就迟迟没有出来。他走了以后，我们把这方案做了调整，就有个周期，他就利用这时间差做出了东西。如果从一个软件公司来说，这个东西只是占了不到1／4的工作量，从需求到方案设计到编码，他们等于把前边的工作全给省掉了。

　　“至于《非竞争协议》的赔偿，这个说法不成立。首先我们的工资里面就含有保密费，第二点不是我们开除他，是他自己要求走的。我们要求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同行业，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惯例。这本身不限制他的技术。你做不了人事软件，可以做财务软件、做教育软件啊！

　　分裂

　　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使用种种措施，这本无可非议。然而为什么会让自己的老员工出走甚至进而大动干戈，倒是一个企业应该反思的。陆续从金益康出走加入益康世纪的员工有七八人，他们认为导致今天的结果，是管理上的问题，“高科技企业必须得尊重人，这是经营的核心。总裁夫人1998年底进公司当副总、参与管理，老觉得给你提供了一份工作你就应该感激我，对员工就是监督，弄得员工特别不忠诚，留不住人，所以技术更新老出不来。

　　另一方面，对夫妇俩的重用，也形成了另一种威胁。李志强说：“两个人在部门会议上就像达成联盟似的，其它部门的员工有很大的压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这种管理是不成的，这种结构不太合适。

　　王玉霞的降职，埋下了这场纠纷的种子。据王玉霞说，她注册的公司由李志强授意，用他出借的划自公司帐面的30万元，加之张大波出资的20万元(李志强开具的货物发票)成立的，并以其北京分公司的名义代理软件。“秦一上台后，知道金益康不占益康世纪任何股份，非常恼火，才做出了撤销我的通知。但那时我既没在金益康注册，也跟它没有工资关系。王玉霞说。

　　李志强否认他知道益康世纪的存在，“她说刚去，要跟物业搞好关系，把房租(本来我们的房租半年一交的)、各种费用一次给了，当时我们帐上的钱也很充足，就想给她算了。现在才知道，她反过来拿这钱注册去了。这期间，张大波跟我说他的朋友要注册公司，希望能帮个忙，实际上就是两个人结合起来，在弄公司的事。如果是我的意思，那怎么跟我的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在常理上说不通。

　　“其实我爱人并不愿过来。但公司没有人是学管理的，我也不是。公司引入外资后要上规模，外方也要求我们有更高层次的管理者。我爱人是我国最早学MBA毕业的，而且在大型国营企业做人事管理有很丰富的经验，她的进入也是经董事会讨论过的。加盟也是用人不避嫌。谁有能力我们就用，包括他俩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俩不是把自身估计得太高了，而且形成一个帮派局面，我觉得根本不存在今天这样。李志强说。

　　遗憾

　　王玉霞寄予深情的产品，生死正维系于一场官司的胜负之上。很多的用户还在等待中。

　　“思科的老板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的最大麻烦，就是离开了它的客户和员工。而在中国，第一位是对股民，第二对管理层负责，第三对客户，第四才轮到员工。《中关村周刊》专栏人潘礻韦就此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关村，确实存在员工带着原企业的商业机密跳槽，形成恶性竞争的情况；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软件业整体上的研发水平很低，没有形成继续开发的市场。一个企业耗费很长时间和物力财力开发出一种产品，如果主要研发人员一跳槽，所有的辛劳和技术就可能被全部带走，所以自己搞研发不如挖别人墙角。企业为了防止应该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被偷走，只能采取各种预防措施，甚至有些是卑劣的手段。但这样保护企业权利的办法，对员工又何尝不是一种伤害？长此以往，一个社会、一个行业的活力和发展性都被扼杀了。

　　潘礻韦就此案曾给出了几种假设：如果我们的企业在管理和用人的机制上有更科学的制度；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认定和保护政策能够清晰地区分出企业和员工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如果企业和个人都能遵循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可惜现在对个人也好，对企业也好，无论从企业层面、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不被保护。而如果你自我保护的意识再不强，恐怕就没有保护了。王玉霞 李志强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王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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