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1岁当乡长，27岁当镇党委书记，曾是当地最年轻的书记，然而短短几年，他却坐拥百万，可谁知道这位镇党委书记的“致富之道”。

　　浙江省诸暨市，浙赣铁路贯穿全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土地资源变得尤为珍贵，于是，有人便在这块土地上打起了主意，最后，又栽倒在这块土地上，他就是37岁的草塔镇党委书记屠鸣。

　　屠鸣有着不平凡的官场经历。他19岁那年就当上了诸暨市视北公社团委书记，1984年4月当上了乐山乡乡长，1990年，27岁的屠鸣被提拔为江藻镇党委书记，成为当时诸暨市最年轻的党委书记之一。接下来的几年，屠鸣虽几经调动，但担任的都是诸暨市经济重镇的镇长、书记。然而，他并没有把组织上的信任、党的培养放在心上，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捞取不义之财。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年9月6日，这位受贿数额达120余万元之巨的党委书记终于因受贿罪被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他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初露端倪

　　1999年6月，诸暨市检察院在侦查草塔镇下坂顶村党支部书记、诸暨市纸板厂(村办集体企业)厂长、诸暨市纸板箱厂(私营企业)业主朱迪伟(另案处理)贪污一案时，发现诸暨市人大代表，草塔镇党委书记屠鸣有重大受贿嫌疑，且数额较大。鉴于案情重大，获得线索的诸暨市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检察长叶正灿为组长，分管检察长余宗陆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连夜制订侦破方案，部署初查力量。干警们丝毫不敢松懈，立即兵分三路，快速出击。一路反复突审朱迪伟，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朱终于交代了行贿给屠鸣的犯罪事实，为了防止翻证，检察官们及时将这一重要证据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加以固定；另一路根据朱的交代，对位于草塔镇智圣寺纸板箱厂征用的土地进行实地测量，证实这块按照30亩进行付款的土地，实际面积有44亩多，而且与附近同样地理位置的土地相比，每亩地价要低近万元；再一路展开秘密排查，获取广泛的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对犯罪嫌疑人屠鸣采取布控措施。为了顺利侦破此案，叶检察长及时向市委领导汇报案情，得到了市领导的大力支持。1999年9月7日，诸暨市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周密调查后，认为屠确有犯罪事实，遂于同年9月7日经市人大常委会许可，对屠鸣受贿一案立案侦查，同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其办公室、住宅进行搜查，同月20日依法将屠鸣逮捕。

　　举步维艰

　　对屠鸣的侦查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有接触过屠鸣的侦查人员，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此人老奸巨猾，难以对付。

　　朱迪伟的案发，对屠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虽然还冠冕堂皇地坐在自己的书记位置上，但此时已是如坐针毡。具有大专文化的屠鸣对法律有所知晓，而且对一些贪污受贿的案例报道特别关注，他曾对自己的妻子说：“人家送的钱收了就收了，干吗还要退出来呢？”也许，他想过要走投案自首的道路，在诸暨市检察院的大门口若有所思地徘徊过好几次，但他最终没有迈出这一步，而是为掩盖自己的罪行作了充分的准备。

　　因屠鸣的儿子到城关读书，他们搬入城关不久的新居，家庭装修只搞一半，室内没什么像样的家具。虽几经搜查，但家里既没银行存款，又无分文现金，住宅产权证用的不是他本人的名字，甚至家里一表一户用的也是他儿子的名字。让人明显感觉到这个收入不错的家庭的不正常。

　　虽然屠鸣只是一个镇党委书记，但他有十多年的官场经验，接触面广，阅历深。每次提审屠鸣，他都故作镇静，与侦查人员谈笑风生，话闸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道理一套一套，要么光打官腔，不入正题。或者干脆一声不吭，来个沉默是金，静观办案人员的举止，揣摩办案人员对其情况的掌握程度。

　　和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不同，屠鸣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不和同室人员多打交道，和他人的相处显得很谨慎，特别是对于涉及自己案情的有关情况绝口不提，显露出他的老道之处。

　　艰难较量

　　办案组在分析了屠鸣的各种情况后，决定首先从外围入手，调查屠鸣为他人牟利的情况。

　　经过调查，发现仅智圣寺土地出让一事，就为朱迪伟“节省”了近百万元的资金。由朱迪伟承包了9年的纸板厂是村集体企业，由于朱经营管理不善，几年下来已是负债累累，至1998年，历年累计应缴税金1102万元，已缴423万元，扣除减免税，尚欠税款486万元，眼看企业即将陷入困境，自己也将债务缠身，但在屠鸣的帮助下，朱迪伟却顺利“合法”地把这数百万元税负转嫁到村里。在纸板厂新一轮租赁承包中，村民普遍要求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投标竞争，但朱迪伟却想不通过投标继续由自己租赁承包，于是在屠鸣的支持斡旋下，结果纸板厂以每年22万元的低价租赁给朱迪伟经营，这样一来，朱迪伟不但不欠税，反而从负债累累的债务人摇身一变成了债权人，而村里却因此背下了巨额债务。既然屠鸣利用权力为朱迪伟捞了这么多好处，朱迪伟必定会“知恩图报”，而且出手绝不会小气，这里面一定隐藏着“猫腻”。

　　接下来，侦查人员与屠鸣展开了激烈的心理交锋。屠鸣深知自己受贿数额巨大，量刑定不会轻，但他又有坦白交代以求得到从轻处理的欲望。于是，究竟是如实交代，还是抗拒到底，时时困扰着他。对于收受朱迪伟以外行贿人数万元的“小额”贿赂，他能够断断续续的透露出一些信息，侦查人员抓住蛛丝马迹，迅速展开调查，获取证据。但对于朱迪伟向他行贿，他的供述始终处于不断反复变化之中，常常是刚刚写完了亲笔供述，又后悔不已，要求收回；才如实作了交代又迫不及待推翻自己的供述。

　　案情的扑朔迷离引起了两级检察院的高度重视，为了加强审讯和侦破力度，绍兴市检察院陈康年副检察长多次带领市院侦查机动大队及时参与、指导该案的侦查工作，为案件突破增强力量。诸暨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指挥前移，多次亲自提审，善意告诫屠鸣，要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要对自己负责，对培养他多年的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要对法律负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朱迪伟在见到绍兴市检察院的同志后，意识到屠鸣会送绍兴审判，有可能判死刑，自己出去没脸见人；而自己行贿数额如此巨大，罪孽定也不会轻，突然发生翻证。侦查人员在分析了朱迪伟的心理状态后，及时对他进行教育，并适时出示前期固定的视听资料，稳定朱的心态，从而制止了朱的翻证。

　　充分的证据，精心布置的策略，堵住了屠鸣所有的退路，每一次较量都让屠鸣感觉到了心理压力，使他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屠鸣一次次的供述、一次次的亲笔供词，使整个案件越来越明朗，而且屠鸣还在亲笔供词中深刻剖析了数次翻供的思想动机，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此后虽然他仍在不断翻供，不断反复，但此时两级院的侦查人员已经胜券在握，喝庆功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全案告破　　

　　经过两级检察机关反贪局的缜密侦查，终于查明了屠鸣受贿案的全部真相。

　　屠鸣第一次受贿是在1999年4月，他利用担任阮市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同意阮市镇收受让某机械厂的抵债轿车，从中收取该厂厂长的2万元贿赂。不过，那时只限于“小打小闹”，每次一两万元的进账，还要互相推诿许久。之后的几年里，手中的权力大了，胆子也慢慢大了，向他行贿的人越来越多，他都是来者不拒，大小通吃。同年10月诸暨市某农机厂厂长谢某，为感谢屠鸣在企业转制中给予的帮助，送给屠鸣1万元，屠欣然接受。1997年10月至1999年2月，该市某建筑公司副经理杨某为感谢屠鸣在基建工程发包、资金拆借过程中对自己的帮助，先后4次向屠行贿8.5万元，屠也都不拒绝。为了掩盖罪行，屠鸣在获悉诸暨市纪委要调查草塔镇领导班子违纪问题后，还先后向两名行贿人出具借条。

　　不过，真正让屠鸣尝到不义之财甜头的，还来源于朱迪伟的慷慨。朱迪伟与屠鸣的关系起初并不“热络”，1997年2月，朱迪伟盘算着想自个儿办个纸板箱厂，这样一来，就可同村纸板厂“配套”。于是，朱迪伟同草塔镇陈家村协商征地，并向该镇城建土管办打了报告，当时朱已和村里谈妥价钱是每亩2万元，但时任草塔镇镇长的屠鸣得悉后，大发雷霆，认为要向村里征地得通过镇政府，而且价钱至少要每亩7万元，这下打破了朱迪伟的美梦，征地一事只得半途而废。朱迪伟深深地体味到了屠鸣在草塔镇的不同寻常，为此，朱迪伟想到，要征地就必须过屠鸣这一关，而且要绝对大气。1997年4月一天，朱迪伟从银行取了25万元现金，用报纸包成了5万元和20万元的两包，分别装在两只塑料袋里，将5万元送给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周光(已判刑)，又将20万元放到屠鸣的办公桌上，“屠镇长，这20万元你先留着，我朱迪伟今后办厂征地什么的，全靠你了。”办公桌那边的屠鸣听了此话，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就将袋子塞进了抽屉。后来，侦查人员问起朱迪伟，为何送镇长的钱比书记还要多？朱迪伟说：“我看准了屠鸣的潜力，将宝押在他身上准不会错。”

　　一个月后的一天，朱迪伟向屠鸣提出需征用位于草塔镇智圣寺的土地，并要求屠给予支持和帮助。屠心领神会，既没经过镇集体讨论，也没请有关职能部门，而是与周光亲临智圣寺。朱迪伟丈量土地，将实际面积达40余亩的土地“量”为30亩，每亩压价至2万元。在屠鸣看来，镇长和书记都同意了，其他人根本不是问题。土地出让合同确定下来，为感谢屠的帮助，朱迪伟又送给屠20万元。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屠鸣在征地、办厂、税收、租赁、承包等方面时时“关照”朱迪伟，朱迪伟也不忘时时孝敬屠鸣，又相继3次送给屠鸣人民币50万元。

　　令人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5至6月，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将纸板厂、草塔镇下坂顶村的账证调去审查后，即在朱迪伟案发前，朱为争取屠鸣继续给予关照，并帮助疏通、说情，又在屠的办公室向屠行贿25万元，屠虽也已感觉到朱迪伟的“末日”即将到来，但他仍然笑纳。

　　从1994年到1999年，屠鸣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16次，合计人民币128.5万元，其中6次共收受朱迪伟所送人民币115万元。

　　贪婪的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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