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城市开发战略研讨会侧记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在迈入21世纪之际的重大战略选择，而“走城市化之路”则是西部大开发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日前京城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西部经济专家、城市发展理论专家以及来自13个部委的官员们就此话题展开研讨。

　　西部城市化之路的新机遇

　　西部大开发缘何要“走城市化之路”？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是这样分析的：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规律。伴随着工业化的进步，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城市化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曾经走入误区———比如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用行政的办法遣送农民回乡……从而拉大了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70%-80%，而我们只有30%。

　　那么，城市化水平低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杨启先列数了它带来的种种结构性矛盾：人均生活水平低，有效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业矛盾突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李连仲研究员则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海尔洗衣机为了打开农村市场，对洗衣机进行改造后，可以洗菜、洗地瓜，可以过滤沙子……但农民还是不买，因为电价太高。你一定要农民以农村自然生活方式去消费城市生活方式，在实际中是做不到的，惟一的办法就是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因而，今天讲西部大开发，更要下决心解决城市化问题。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着三个全新课题：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城市化。他说，我们今天研究西部大开发，就要理解今天的大背景：要着眼于全球化，而不仅仅是扶贫。西部开发的核心是造就资本流入和流动的条件，如果只想流入不想流动，西部的资源怎么能变为资本？他认为，资源变资本，最重要的是大跨度组合，东西一体化，用开放的观点促开发。艾丰在其“龙型经济”的对策中强调，要以“城市化”为龙头，带动西部大开发。

　　城市化：不是居民点＋工厂

　　“没有深圳的崛起，就没有华南经济的发展；没有浦东的开发就没有上海的再度扩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说起城市化的作用简明扼要。那么，西部城市化之路，到底是个什么模样？陈淮认为，过去的西部城市，主要是基地型城市，近20年，又成了“居民点＋工厂”。而我们今天强调的西部城市化之路有着准确的定位。“一个地区有一个高起点的城市，就有了一张参与全球化的入门证。”高起点的城市是提高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政府要自觉提升城市自身的价值，大力加强自身的设置，导致城市内的土地、人才、以及其它生产要素的升值。西部大开发要走城市化之路，是建几座像样的城市，它不是居民点，不是企业基地，而是有着立体式交通，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科教文化发达，成熟的高科技园区，各项功能健全的现代化都市。

　　西部城市化≠苏南小城镇

　　“西部城市化之路不能简单等同于苏南小城镇。”这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又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和人称“西部开发理论第一人”的陈栋生研究员都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陈佳贵认为，西部应发展中等城市，因为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是超过西部的一些地州的。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州级市)。这种格局，经济怎么提升？陈栋生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共进互动才能发展，而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他认为，西部的城市化，首先应是所在省区的技术创新园，改变过去“三线”形成的煤城、钢城等单一产品结构，同时要避免东西部产业的趋同。

　　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李京文、方生、江小涓等也先后到会发言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支撑、对外“窗口”和辐射带动的三大功能；区别不同地区实际、分层次推进城市化进程，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加速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实现均衡发展，促进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这次研讨会是由国际企业创新论坛、经济日报理论部、广西桂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本报记者聂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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