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渝湘鄂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首犯张君在重庆落网。获悉这一捷报后，全国许多传媒向重庆火速派遣了大量记者，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争夺战随即在山城展开。

　　为了满足传媒对新闻资料的需求，重庆市公安局打破常规，首次采取了每日定时发布新闻的办法。这一办法的实施，对保证新闻来源的真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破案的主要经过、抓获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缴获的主要犯罪工具等新闻基本事实上，各家媒体得益于公安机关的信息披露，基本上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失实。

　　但是，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许多传媒对张君一案的兴趣浓得异乎寻常，对张君所做的种种报道逾越了新闻判断的价值标准。

　　比如，一些媒体通过各种渠道“深挖”，连篇累牍地报道张君与一系列女人的不正当关系，还渲染什么“患难情人”、“妈妈级情人”、“最喜爱的小老婆”、“经过特殊训练的情人”、“对爱情坚信不疑的故乡情人”等等。甚至把本身并不涉案的张君的前妻加以曝光，把张君的几个子女的身世也作为报道的材料，记者们似乎忘了在新闻工作中必须时刻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职业守则。

　　一家有机会采访到预审的电视台，没有对采访到的素材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筛选，恨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向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盘托出。卑鄙无耻至极的张君也终于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在电视镜头前再一次发挥了一把他的表演才能，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有目标”、“有谋略”、“敢斗争”、“不怕死”，只是“命运不给他0.1秒”的枭雄大盗。甚至他的那些沾满鲜血的“名言”也能通过电视的同期声，直接传达给心有余悸的人们。

　　这一切做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不仅在新闻报道的内容选择上取舍失当，更重要的是在新闻报道的价值判断上缺乏引导，甚至传媒自身也误入了歧途。

　　在任何一个社会，传媒都是重要的公共部门，传媒面对现实所做的种种报道，所发出的种种声音，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尽最大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系社会的公共价值观。人们常说，传媒是社会良知之所在，这有时是一种赞誉，有时是一种期望，但都毫不为过。

　　对比传媒的这一安身立命之本，我们不难看出一些传媒此次在报道张君落网的有关新闻上，到底失误在哪里。恶贯满盈的张君团伙，被公安部定为建国以来罕见的组织严密、手段残忍、伎俩狡猾、危害严重的刑事犯罪团伙，其首犯张君的落网应当是大快民心之举，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公理。可为什么报面上、荧屏上对此反映不多，却要重复地讲述“罪犯们自己的故事”呢？

　　笔者也是传媒中人，当然知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在于今天的传媒承受着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的确，在张君落网后的那几天，如果电视台不能提供有关张君的更多报道，人们马上就会转台；新出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张君团伙的消息，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读者被别的报纸“抢走”。

　　在一个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市场所影响的社会里，传媒不能置身于市场之外，但也决不能完全被市场主宰。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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